文革中徐向前和杨成武的所为

(二）徐向前

徐向前在军队中虽然贵为元帅，但一直不被毛泽东所重用，这主要是受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影响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军队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时常称病不管事。文革爆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徐向前在这一短暂时期里的活动，官方传记对此皆语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笔者手头一本解放军军科院编写的《徐向前元帅画传》，对此一笔带过，然后就跳到“军委八条命令”和“二月逆流”（江英编著《徐向前元帅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坚决反对江青的军队领导人。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议徐向前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遂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只让徐出任全军文革组长，总政主任仍由萧华当。

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成为仅次于徐向前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军内高级职称。第二，徐提出“三条方针”：1、军队不要怕乱，要跟上全国的形势；2、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他们在我军的残余势力；3、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全军文革就这个方针还提出了“狠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垮他们在军内的代理人！”的新口号。1967年1月军委常委会议上，徐说：“说现在军队的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大家应当自觉医治这种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但徐的说法受到其他老帅的冷遇，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都不买账，会议不欢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给邱会作下命令，从西山军委指挥所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并说，这是与江青多次商量的结果。邱会作一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打成“军队中的刘邓路线代表”，而被私刑关押、毒打，几乎致死。而全军文革办公室一位秘书向徐汇报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么办法呀？”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叶剑英不满徐向前对军队文革的态度，猛拍桌子，导致手指骨骨折。这也是叶剑英针对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议。

1967年1月徐向前与江青连袂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这是徐向前荣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首次对外发表谈话，徐向前说“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众：请首长坐下，请坐下）不要紧，不要紧。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自己要有识别能力，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哪些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果实的，哪些是反对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复辟的。可是，今天我们说你们是造反派，少数的先锋队，坚持正确方向，善于用策略，团结多数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先锋队脱离了多数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究竟你们怎么样，我不太认识你们，你们也不太认识我，对不对？只要我们是造反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对海军问题发表谈话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
现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帅传记，都说“军委八条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后林被迫同意。这显然不是事实。林彪曾下决心发一个命令“军内群众组织解散，军队不许造反”，但被陈伯达劝阻了，陈认为这在毛那里一定通不过。林彪遂口述军委七条命令，后林带着徐向前去见毛，得到毛的批准，并增加一条，成为后来发布的“军委八条命令”。林彪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二月逆流”后徐向前不再管事，全军文革由萧华接手，后来随着萧华倒台，全军文革也就寿终正寝了。

从徐向前接手全军文革组长到后来离职不干，时间极为短暂，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确实想配合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在军内抓一些“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物，使自己在政坛上也有一个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刚一有所动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抵制。徐对此也颇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势不对，也就撒手不管，及时脱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军内一些干部送进造反派的虎口，使他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有些人如赵尔陆甚至被批斗致死，这却是人们不应遗忘的，也不应因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隐匿、掩盖这段历史事实。

（三）杨成武

在文革初期军队内部，杨成武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约仅次于叶剑英。对于文革初期的活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里竟然付之阕如（《杨成武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另一本《百战将星－－杨成武》对此也是一笔带过，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交代或描述（董保存《百战将星－－杨成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时期有关杨成武的情况，杨成武本人和其传记作者竟然讳莫如深，不愿涉及？其中的难言之隐可想而知。细读邱会作的回忆，人们应可了解杨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实面目。

有关杨成武的研究现已有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问世。读者不妨参阅余汝信先生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和《是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七二期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文。笔者这里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盖了的历史。

第一，杨成武是打倒罗瑞卿的急先锋。

邱会作回忆说：“杨成武在全国解放后，基本上就接替了聂荣臻在华北的地位。他不仅成了华北地区的领导人物，也成了全军的实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杨的地位突然高了起来，他对华北地区的发言权高于聂荣臻，是能够掌握华北局势的人物，他对军队的发言权仅次于林彪。”“杨成武同罗瑞卿的个人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但罗始终没有把他拉过去。杨成武不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对待贺、罗的拉拢上，同样保持和林彪这个“病号”革命同志的关系。　罗对杨的一举一动，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例如，罗瑞卿把杨的爱人从地方上调来做杨的办公室主任，罗指定杨住元帅的房子，罗亲自交代为杨配备专用护士等等，杨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办的。凡是与贺、罗阵营有关系的大问题，杨都设法回避。例如，对大比武，杨成武连总参党委会和军委办公会议都借故不参加。”“刘亚楼、杨成武、肖华三人在林彪阵营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杨成武，其次是刘亚楼，肖华起的作用很小，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如果没有杨成武的积极活动，不仅斗争会发生困难，而且可能发生难于预料的混乱现象。”（《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376－377）
事实上，1965年12月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状的人，不仅有叶群，更有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军内重要人物。在倒罗的过程中，杨成武是出了大力的。事后杨成武成为代总参谋长。1966年4月杨成武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说：“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同时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的四个主要发言，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由此可见，杨成武在倒罗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叶剑英。

第二，杨成武在文革初期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整了一些人，其中不仅有彭罗陆杨，还有军内其他老干部，如贺龙、张爱萍等人。杨成武作为军队代表参与了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杨成武在会上表示强烈的义愤，杨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页440）杨成武作为代总参谋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防政变”的部署，调动两个野战师充实北京卫戍区，实际上也是向毛泽东表了忠心。另外，首都工作工作组则是叶剑英总负责，杨成武作具体工作。后来发生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贺龙办公室的一些人搞了“炮打杨成武”事件，但由于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杨成武的地位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更形稳固。杨成武成为军内仅次于林彪的高级将领。

第三，杨成武与江青关系甚好。这一点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隐匿不提的。吴法宪的回忆对此已有阐述，邱会作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邱说：“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二是毛泽东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视由杨成武陪同，他们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杨成武从接触中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有了自己的认识。　”（页165）“他（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曾得意地说过：“你们都没有到过江青同志家里吧，江青同志请我到她家里，给我讲她青少年时的苦难，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哭，我一直陪她流泪……”（页168）此外杨成武还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细的江沪浙一带的公安领导人抓到北京等等。（《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页579－580）

第四，杨成武出面组织的几件事：（1）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军参加“支左”部队团以上干部轮训一遍；（2）领导解放军报的出版工作，杨成武个人署名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论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批判贺龙、罗瑞卿反革命罪行》，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电话会议，要求组织部队及时收听、阅读、收集反映等。然而此文发表后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评，（3）组织编写“党史纲要”，杨成武亲自挂帅，通篇只有毛泽东、林彪和江青，此事后来不了了之，（4）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红太阳展览”，更加突出江青个人。该展览请江青审查两次，江青很是满意。由于邱会作对此不仅不感兴趣，甚至还很反感这样突出江青，为此，杨成武还特地与邱会作个别谈过，说“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这是为九大做准备的。我们的眼光应放大一些。”（页169－171）
有关杨成武为什么倒台，笔者在另一篇文章《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予以论述，此处不赘。

综上所述，杨成武原本就是军内一重要将领，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的地位仅次于叶剑英。在文革初起时，杨成武积极配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倒罗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叶剑英因为“二月逆流”的问题而靠边站，杨成武遂成为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地位仅次于林彪。可以说，杨成武是林彪最为倚重的干部。但是，杨成武随着地位的提高，与江青的关系走得密切，颇有脚踩两只船的味道，犯了林彪的大忌。林彪坚决不允许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不允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杨成武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因而铸下了自己下台的命运。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杨成武1968年的倒台使他逃过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打击，否则，军委办事组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令人遗憾的是，杨成武晚年的回忆没说几句真话，不仅完全回避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推诿泄责，一副自己无辜受害的模样。这就不是简单的是非不明的问题了。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杨成武的文革作为自有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