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四月二十日的上海集装箱卡车（香港叫货柜车，国内称集卡）车主和驾驶员停车罢工事件，高达数千人参加──据说也有数千警察出动，先在宝山区物流园区遭遇数百防暴警察围堵并封路，后移师浦东外高桥港区第二码头抗议，警察抓人，连续进行了三天才被“控制”，原因就是高涨的油价和通胀两座大山，又加上政府规定的收费加码，市场竞争不公，导致车主的负担加大，相关企业无法承受，只得走上街头，参与抗议。
四月二十三日晚间，上海政府放风说将出台规定缓解集卡运营成本上升等困难，直到二十四日才正式发文表态将从八个方面调整部分收费，并要求事发地政府妥善处理此类问题，还要帮助解决这些企业面临的困难。上海港码头车主罢工之后，随即又传出天津和宁波港码头也有类似罢工，不过，各大媒体都选择性回避，尤其是包括上海媒体在内的大陆媒体都没有任何报道。网上流传的只是一些上海罢工现场图片，可以看出规模很大，人山人海，道路上都站满了人，警察也抓了不少人。网友传出消息，上海事发前后两三天，国内网站，论坛和微博重点监控和删除，过滤的都是此时的信息──政府视为有害信息，担心此次罢工传染全国，会对执政党有灭顶之灾。
百年前的四川保路运动
“四‧二○”事件的发生，联想到辛亥革命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两者有某种共同之处。一百年前的一九一一年，晚清倒台之年，也是群体性冲突多发之年。武昌起义之先，早在四川就已发生轰动全国的“保路运动”，清政府强行收回四千万股四川民众出资入股的川汉铁路归“国有”，且不允许退还川民股本，引发民众不满。参与举事者有保路同志会，还有革命党人，虽一度受到四川总督镇压，多有死伤，但结果反弹更甚，参与自救自保者众多，后来居然举事成功，四川一些地方率先宣布独立，早于武昌起义，当时叫 “四川光复”。
如今，因为利益不公和经济负担偏重，当年的“保路运动”似乎在上海重演，不过今天或叫“保车罢工”，“车”就是当年的“路”，当年为自己的“路”起事，今天为自己的“车”罢工，都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尽管上街有风险也在所不惜。
工人先锋队害怕工人
四月二十五日，路透社报道称，上海的集装箱卡车货运“恢复正常”，政府正竭力平息上周为抗议油价飞涨而罢工的卡车司机的怒气──大陆媒体仍然禁止报道，网页也统统被删除和过滤。群体性罢工，往往是政府最为紧张的，中共还一直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这次罢工虽然只持续不长时间，但代表了通胀给政府带来的压力，且说明中共对物价，税费所引发的抗议活动感到手足无措，恐怕一发而不可收拾，类似诉求在一段时期后还会频频重演。
针对“四‧二○”事件，可以看出上海政府明显应对不足，酝酿发酵了三天才迟迟宣布减免一些“小费”，比如降低一些集装箱打单费和附加费等，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算不上。所谓集卡车主的不满，主要是油价和物价的上涨──卡车汽油从二○○○年的每升二点四元涨到今天的每升七点八元，十年间涨了三倍，而油价占运营成本的一半以上，可是上海政府却无权干涉中石油，中石化等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油价，再说车主虽对油价上涨不满但也无法到北京中石化门口表达，只能在码头罢工抗议。油价上涨的根子在中央，所暴露的难题都在地方爆发，上海政府顾不上两头，根子问题不解决，难道有了这一次罢工，就不会有下一次吗？
这次上海集卡车主罢工的背后，凸显的是政府管制失败之下的市场不公，上海有上万家集卡公司，据说参与抗议的就有几百家车队和几千名驾驶员，集卡车主往往自己就是老板，运营成本增加，就等于他们的收入减少，等于“割自己身上的肉”，又加上大小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据传一些大的车队通过特殊渠道（或不是从中石油，中石化正规渠道，恐怕来源更复杂）拿到的油价低于市场价，即使是低运价，他们也只能维持一定的利润空间。事后，上海政府把问题定性为利益诉求而不是罢工，是出于维稳心态，只要当前稳定了就相安无事了，谁也不敢保证下一个火药桶会在哪个地方爆炸。
根子都是政府
如今，上海方面禁止报道“四‧二○”事件，抓人的事情也没有进一步的结果。政府出于维稳需要，动辄抓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镇压没有什么两样，往往会激发矛盾。所以说，这点和一百年前的“保路运动”多少有点类似，当年川民为路诉求，被川吏下令多次开枪杀死数十人，抓捕民众运动的领袖，进一步激怒了川民，各西南附省数十州县响应，赴省营救，革命党人更是一马当先，通过木板写字抗议围剿四川的总督赵尔丰，呼吁“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他们把这些写有字的木板夜间投入江中（相当于今天的上网发消息），不一日便传遍西南，几日内到成都双流的同志军就超过六七千人。从保路到起义，很快震荡了整个中国，不久武昌发难，接着便是清政府垮台，量变，质变似乎在一夜之间完成──这似乎也是上海当局最为恐惧的。但辛亥革命一百年了，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谁也无法阻止这一历史规律的再次演变，只希望这一次是以最小动荡，最小代价的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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