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社：圣母大学拒绝中国制造(图)
圣母大学表示，其禁止中国制造的商品之政策是与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工人的工作条件息息相关（摄影：Jamie Sabau/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书彤编译报道】蓬勃社5月17日的发表了一篇网络文章，报道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天主教圣母大学对中国制造说“不”。报道说，圣母大学的校园书店出售各种印制该校吉祥物的纪念夹克、汽车牌照框和纪念水杯，但这些纪念品无一源自中国制造。
根据一些长期跟踪校园商品组织的报告，十年以来圣母大学是美国主要大学中唯一一所禁止学校标志出现在任何中国生产的商品上。圣母大学这一禁令是因为中国作为美国的最大进口国不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
该禁令同时引起了关注中国国内镇压政治异见人士的美国国会议员的注意。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议员、监督外商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沃尔夫表示，“圣母大学的做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商品外包来说中国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地方，令美国人非常反感。”他同时表示会向弗吉尼亚的大学施压，使他们采用类似的禁令；并提请他在国会的同事们跟进圣母大学的这一禁令。
43亿美元市场
学院品牌许可管理公司（Collegiate Licensing Co.）表示，以大学为品牌的商品拥有43亿美元的市场。在其公布的最新排名中，圣母大学品牌商品收入在被追踪的近200所大学中排名第11。得克萨斯大学以1015百万美元收入位列去年榜单第一。圣母大学并未透露他们的具体收入状况。
在学生对洪都拉斯和多米尼加等国工人工作条件抗议的压力下，包括圣母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在内的半数美国主要大学在过去10年间纳入了供应商商业行为准则。学院品牌许可管理公司的副总裁利兹•肯尼迪（Liz Kennedy)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校园行动促成了这种做法，尽管许多机构都确立了采购作业准则，但只有圣母大学有针对整个一个国家的采购禁令。
消费者反弹
中国制造的商品如今占领了美国的消费品市场，遍及体育器材、鞋类以及服装等门类。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仅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玩具及体育用品总额达到269亿美元，鞋类达到167亿美元，服装制品达到335亿美元。美国从中国的大量进口引发了一些消费者和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弹，他们担心美国本土的工作流失，担心美国制造的产品丧失竞争力。
佛蒙特州的无党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2月15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发声，“现在我们面对的还有什么东西不是中国造的？”
圣母大学表示他们关于中国商品的禁令是跟中国工人的工作状况密不可分的。1997年他们就制定了行为准则保护结社自由以及要求“工人要有权自己选择组织建立独立的工会。”四年之后，该校才对中国制商品实施禁令。
经济正义
美国国务院四月发表的人权报告加强了圣母大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报告指出中国法律“没有提供结社自由，因为中国工人没有自己选择组织建立加盟工会的自由。”记者曾试图就此联络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王保东，但多次电话及电邮联络未有任何回音。
圣母大学品牌管理总监迈克尔•罗（Michael Low)透过电邮表示，我们的做法特别是关于经济公正的理论被天主教社会训导(Catholic social teaching)采纳。一些体育用品公司在得知我们相关规定后“决定不同我们做生意。”
谢丽尔•坎特维尔(Cheryl Cantwell)是密苏里一家公司的品牌开发经理。她在采访中举例说，一家生产帐篷和挡板的公司，因为他们的自主品牌的折叠椅和遮蓬产品全部在中国生产，因此无法申请到圣母大学的品牌许可，但他们现在正在孟加拉国的工厂制作遮篷产品的样品准备提交给圣母大学审核。
交货更慢，价格更高
著名体育户外用品公司的品牌业务开发经理布莱恩•菲根（Brian Finegan)认为，圣母大学的这种做法会使产品晚一年左右上市，或者由于运输渠道和运输成本的增加而导致更高的价格。他在采访中说，“我们可以去中国以外采购所需产品，但是我们的采购优势有时会受到限制。”在中国以外专门为圣母大学寻找供应商会导致更长的交货期。
阿迪达斯在2005年和圣母大学签订了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为期10年的合同。阿迪达斯的发言人劳伦•拉姆金（Lauren Lamkin）说他们为圣母大学校队提供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均遵守圣母大学对中国制商品的禁令。
集中采购的筹码
校园上出售的 “爱尔兰斗士”(圣母大学校队)T恤衫由阿迪达斯出品，近年来是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美国生产的；棒球帽是其他公司的产品，在海地和越南生产。
除了中国，圣母大学还禁止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老挝、卡塔尔和土库曼斯坦的商品。但这些国家却没有一个在体育用品出口规模上可以和中国相比。圣母大学还是美国公平劳动协会和劳工权协会的成员，监督为大学生产产品的工厂。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贸易学教授苏珊•埃伦森（ Susan Aaronson ）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我们赞扬圣母大学做法的同时，不难发现圣母大学的做法可能也很难对一个国家的行为模式有所改变。他们提出自己做法的同时，也失去了与其他大学结成联盟做团体采购的优势。“（如果要有所改变，则）必须要有更多的采购方要求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圣母大学的禁令“并没有错，只是对中国的行为模式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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