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做“砸烂公检法”，即使是共产党的“法”，他们的“依法治国”观念也不强，因此砸烂以后，就是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了，不过还美其名曰“群众专政”；其实群众就是毛泽东操控下的群氓。群众专政的可怕，从“阶级敌人”情愿坐共产党的监牢失去全部自由，而不愿在监牢外接受 “革命群众”的专政，就可见一斑。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自然也包括司法方面的改革，先后出任毛泽东与邓小平文胆的胡乔木在一篇文章中批判“长官意志”，深获共鸣而流传一时，那是人们对“人治”的厌恶与不满。问题是没有政治改革，何来司法改革？因为在共产党眼中，司法是他们国家机器的重要一环，只要不废除一党专政，司法就永远是共产党手中的工具。所以即使在1980年代中期，中共治下政治思想最活跃时期，曾经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当时出任人大委员长的彭真，面对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党大，还是法大，他也搞不清楚。也就是，共产党是否必须遵守法律，即使这个法律也是共产党自己制定的，他也搞不清楚。彭真从1949年中共建国开始，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专家，是制定中国宪法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惩治反革命”的条例，都是他主持下制定的。而后来他自己还成为反革命，所以晚年能够承认这一点，也算有点反省。
六四以后，中国改革的势头越来越微弱，人治也越来越强。其实邓小平终其一生，就是人治，否则不会有出任军委主席的条件为他量身定做，也不会有一个退了休的“普通党员”可以威胁要江泽民下台，并指定胡锦涛隔代接班。哪怕动机再如何良善，违反程序正义的事情，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邓规江随”、“江规胡随”，中国的法治无法建立，甚至倒退。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今年3月在宣布“5个不搞”时，也同时说：“我们的一切法律法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我们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于是，只要认为不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利于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地位，党就可以随时改变它。谁来判断这些呢？就是共产党内一个叫做“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主管党内的情报、治安、警卫、劳教、司法、检察等系统，是1980年后建立的，前身是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
根据中国国内传出来的消息，近期，“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的被捕，是政法委决定的，艾未未被捕，也是它决定的。政法委抓人，与中纪委抓贪官一样，都违背法治精神，显示党的绝对权力。也因为程序不正义，所以抓赵连海与艾未未这些“党外人士”，社会上反响强烈，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争议，所以出现抓后无人负责的情况。尤其是艾未未事件，因为没有人愿意负责，导致各个部门胡说八道，洋相百出，最后还违背自己制定的，7天加30天的最长刑事拘留期，而且不通知家属，也不接受律师，完全是秘密警察的行事方式。
随着国内社会冲突的加剧，加上后来国际茉莉花革命影响的扩大，政法委诸公感到屁股底下的火头越来越大，危机感加深，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越来越不择手段了。重庆“唱红打黑”声势加大，他们以为这是巩固统治的好办法，于是早在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带头下，政治局常委们陆续到重庆“朝贡”，以成为毛泽东的粉丝为荣。因此“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语录也就咸鱼翻生，成为政法委的“圭臬”了。问题是如此发展下去，最后连政法委也会被砸烂，那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不过，这也许反而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开始。
然而，现在要“无法无天”，也有一定难度，因为时代到底是不同了。西方权力制衡的观念、司法独立的观念已经传入中国，至少中国也出现了律师制度，虽然还很不完善，这就不是共产党的防火墙所可以阻挡的。因此例如薄熙来打黑，在2009年抓了律师李庄，判处1年半徒刑。李庄刑期将满，又企图追究他的“漏罪”再判刑，结果引来众怒，中国16万个律师站出来，薄熙来终于暂时让步，停止进一步审讯。李庄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老板是彭真的儿子傅洋。这等于是薄一波、彭真两个山西老乡，而且都是文革毛泽东受害者的后人在斗争，实在也够讽刺了。除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背后还夹杂什么，自是以后慢慢厘清的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又进入一个决战时刻，是前进，还是倒退？最终决定于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这是无可逃避的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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