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五四”跟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最初也是靠“五四”起家的,毛泽东也是靠“五四”出来的,陈独秀是“五四”的领袖之一,跟胡适并称的,陈独秀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五四”跟共产党最初是有关系的,而且共产党最初非常纪念“五四”,因为它想借“五四”用新的思想来夺取政权。

但是自从共产党拿到政权以后,“五四”最初几年还偶尔纪念,慢慢也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五四”是一种反抗性的,是一种反压迫的、要求自由的,这些东西跟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是非常不合口味,因此纪念热情越来越减。

但是1976年毛死了以后,因为共产党也知道处在各种危机之中,要想打开出路、要想解放思想,然后又对“五四”发生兴趣了。所以“五四”在一九七几年以后,慢慢被人越来越重视。我想高潮就是1989年。那时候是“五四”70周年,从胡耀邦去世、追悼他,然后接着就是庆祝“五四”运动,再接下来就没有断的,一直到“六四”为止。

所以 “五四” 可以说是跟“六四”是血脉相连的、精神相通的,因为“六四”追求的、后来我们知道民主女神在天安门竖立起来就是为了要追求“五四”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因为民主跟科学是当时提出来的最有号召力的两个价值、两个口号。

但是89以后,很显然的“五四”就不再谈了,也没有人敢纪念“五四”了。在22岁以下的人,今天恐怕都不知道有“五四”了,因为“六四”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共产党是有计划地把这个记忆从人们的心中掳去,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提一提。

本来“五四”不需要我解释的,但是今天因为年轻人都不知道,我就概括地说“五四”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正面的,正面就是要追求西方之所以富强的原因、文化的价值从哪里来,最高的口号当然就是民主与自由,但是下面还有很多东西,包括思想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种种,再加上人权意识,就是人有权利、个人有尊严,这都是“五四”追求的正面价值。

一方面“五四”是反抗西方跟日本等等国家欺负中国、侵略中国,但是并不是仇外。文化上知道外面有许多好东西,我们应该吸收的。所以西方的正面的价值是四、五百年来造成西方文明的这些基本价值,是“五四”所追求的价值。

这是正面的方面,反面的可以说是反抗中国传统的这种“礼教吃人”,这是鲁迅提出来的口号,以及“三纲五常”对人的压迫、拘束。所以最后提出来有一个“打倒孔家店”之说,就是要打掉传统给人的种种束缚。这种束缚不去掉,中国就不可能追求我们刚刚上面所说的民主、自由、人权、容忍这一套。

所以这是反面,反面就演成一个反传统的,但是这个反传统并不是反对孔子。陈独秀为例,他非常欣赏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这些话;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这都是陈独秀特别赞扬的。所以这跟毛泽东要想把整个孔子丑化、打倒、整个儒家正面东西也都把它消灭,完全不同的。

因为中国反抗、抗议,抗议皇权、抗议有势力的人欺负没有势力的人,可是在儒家提供了许多资源。他们从反面看,就说到共产党以后才把这个反面推到极端,“五四”时候并不如此。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讲的话,就是我们怎么继承“五四”,我想最要紧的问题就是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五四”时候是怎么样。

“五四”的时候还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否则《新青年》杂志就不会出版;也还有相当集会的自由,否则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从人性来讲,今天社会比传统社会还要差。所以这是我们讲今天的现实。

但是我们看看“五四”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拿“打倒孔家店”来说,共产党在自己的马家店破产以后,有一度想回到孔子。中国共产党里面有一派人想借孔子、孔家店来稳定社会;另外一番人大概是老的毛派跟新的毛派,都是反对孔子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4月底有一个《人民日报》的社论。这个社论特别奇怪,它叫做“要包容一切异质的思想”。它没有说异议思想,就是不同性质的思想;并且引用了18世纪伏尔泰的名言,就是“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是我要为你争取说这个话的权利”,这就是容忍的意思。

现在中国正在酝酿各种程度的变化,这个变化中间之一就是“五四” 某些精神遗产还依然存在,还想一争胜负。不过,不一定能够得到什么结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老毛派就是要维持共产党秩序的,不讲一切道理的,也不讲意识形态的,但是要维持老毛的尊严,这是现在当权派的做法。

原题目:应该如何继承五四精神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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