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知识分子的超级恐惧”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在《时代周报》（5月11日）撰文认为，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平衡，北京眼下正面临道路选择，它所忧虑的不是农民抗议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

作者费多丽（Doris Fischer）认为，中共有两个目标为政策导向，即“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试图在稳定和发展的两极之间制造平衡”。

她写道：“改革以来，这两个主要目标之间的平衡有两次受到严重危害，即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都是在广泛而同时富有争议的经济改革有待实行时。如今中国又到了这一步，内部正激烈地讨论哪条道路正确，所寻求的不仅是一个新的增长模式。……”

作者认为，1989年发生抗议运动，“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者对生活状况不满”。到了90年代末，在私有化和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引发的危机中，受过高等教育者“不再是潜在的领头闹事者”，他们已经成为“改革过程的赢家”。“许多需要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收入良好，从1992年起系统地增值。政府在90年代末实行了住房私有化，这步棋走得巧妙，将新生中产阶层的能量吸引过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了经济和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希望社会稳定，因为政治变革不仅会危及现存政治制度，也会危及他们的富裕生活。”

“那么对那些为数很少的公开的反对派人士，中国政府如今为什么如此不安呢？难道不能得到中产阶层的支持了吗？并非完全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局势，中国对全球的金融危机起初掌控的很好，然而最近几个月，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对金融和货币制度进行较大改革恐怕势在必行。但是人们对此意见不一致，对中国的经济模式有着广泛的讨论。”

中产阶层扮演重要角色

文章指出：“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影响的中产阶层这一次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它是否还将自己视作经济发展的赢家、因此而赞成政治和社会稳定？还是会成为反对派力量，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力量凝聚起来？似乎一些人认为他们获得的富裕受到危害，一方面由于基本的经济模式，更重要的是因为富裕得不到法制保障。

“90年代达成了一个默契：以富裕换取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忠诚。然而今天劝告政府的呼声越来越多，要求一个运行良好的法制，以保护个人权利不受国家侵犯。这种观点有多普及，还不得而知，但是显然已经很广泛，足以让政府陷入动乱并且有力地反向控制。即使现在人们相对富有，但此时任何为所欲为的逮捕行为，都会强化个人的无能为力的感觉。一个类似于当初实行住房私有化那样的阀门，政府至今还没有发现。”

作者认为，“在这种处境下，北非和中东的最新发展其实对中国政府有利，突尼斯尚还引起同情，利比亚或叙利亚的新发展则让中产阶层的所谓捣乱分子看到，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如果在稳定和混乱之间选择的话，多数中国人、而且肯定包括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影响的中产阶层，今天也会决定推迟改革。只要还是这样的话，政府就不必过分担心地方的工农的抗议会动摇整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