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革命贵族 中国太子党是如何兴起的

2011-05-09 11:38

据报道，一名退休军官最近在北京的一次集会上这样说道：“有些酸臭的知识分子非常可恶。他们攻击毛主席，提倡‘去毛化’，我们必须努力击退这种反动逆流。”在两个月以前，这位退役上校的强硬言辞兴许带着一些逝去时代的味道。而在今天，一场针对异议人士的沉重打压，让他说的话听起来带着残酷的预见性。

艾未未是最近被国家安全机构逮捕的数十人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艾先生是一位蜚声国际的艺术家，4月3号在北京机场淮备登上前往香港的航班时被捕。现在还没有关于他下落的官方确认。官员声称，他是因为涉嫌“不明的经济犯罪”被逮捕调查，但是《环球时报》（一份北京的报纸）警告说，艾未未先生常常用他桀骜不驯的行为挑战法律的“红线”，换句话说，很明显的，他过于频繁地挑衅共产党。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从毛泽东极权主义扭转过来之后，中国经历了数个从对异议的相对宽容时期到随之而来一段压制言论自由时期的周期。但是最新的这次反弹，始于去年年底并且在今年二月末期加剧，势头更加猛烈。它包括了警察对国外记者的系统性的骚扰，其频率超过了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更加不祥的是，像艾未未这样的异议活动人士更经常的是突然地消失而不是正式地逮捕。

这是一次异常严厉的行动，并非针对任何具体的群体性事件（最近在互联网上发出匿名号召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不能算数）。这表明了中国领导层的内部权力转移很可能在此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因为中国淮备明年年末的大规模党，政，军高层的换届（译者注：十二大），正在进入一个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这是十年的剧烈社会变化以来的第一次权力转移。而在国家内部，新的利益集团已经出现。他们正在竭尽全力地为中国的新统治者设立新的待办事项。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太子党”。这个词指的是中国的革命创始人和一些高级官员的后代。一些“太子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西方教育背景经营着利益丰厚的商业生涯。其他的“太子党”对中国“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译者注：“狄更斯式的资本主义”常常用来形容中国三十年来的污染严重，贫富分化剧烈的发展过程，如同狄更斯描写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并且呼吁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也有一些太子党成功的横跨这两个阵营。

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研究所的Cheng Li认为，保障自身利益的共同需求将这些“太子党”绑在了一起，尤其在当前公众对裙带关系的愤恨程度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2007年的政治局换届，太子党占据了25席中的7席，而在2003年，他们只占据了3席。

那位喜爱毛泽东思想的前上校，是对一个名叫“延安子女北京联谊会”的组织讲出那番话的（延安是毛泽东在1949年夺得全国政权之前的根据地)。不难猜出，这个组织热衷于社会主义的正义。其主席叫胡木英，是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之女。胡乔木曾是1980年代政治局的强硬派，死于1992年。其他的“太子党”也是协会成员，但是现在还不清楚有多少现任或未来的高层领导人。在她的集会演讲中，胡女士拒绝承认“太子党”这个词，反而宣称：“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因此，我们除了关注我们党，国家，人民的命运以外别无选择。我们不能在党面临危机的时候置之不理。”

在她看来，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共产主义理念的崩溃构成了一场危机。胡女士和那位退役上校的演讲的详细内容，发布在由中国残存的毛泽东思想强硬派所控制的一些网站上。而这些人创办的杂志在十年前被当局强制关闭，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犀利批评。然而，早在逮捕开始很久以前，这些网站就持续以长篇大论激烈地谴责、攻击艾未未和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毛泽东主义者挥之不去的影响，近几年在中国西南部的重庆市（面积和苏格兰相近）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里，中国最有实力的太子党之一、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发动了影响巨大的运动，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它包括了让公众“唱红歌”，发送毛泽东语录的短信。一个当地电视台更是开始在黄金时间播放“革命节目”。去年，重庆市可怜的媒体把一名女士从严重抑郁症中康复归结于她的唱红歌行为。

这些活动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薄先生是政治局委员并且被认为在明年的换届中是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强力竞争者，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最高机构。他成为了毛派最喜爱的人（他们的网站说，那位上校对薄熙来提出点名表扬，听众们也鼓掌赞同）。在很长的时间里，薄熙来和习近平被认为不合。然而在12月，习先生视察了重庆并说红色文化复苏已经“深入人心”。它获得的赞誉名副其实。

让很多自由主义者担心的是，这些人认同毛泽东对法律的高压干涉。在重庆对其黑手党似的黑帮以及他们的官方保护势力进行的清扫活动中，薄熙来赢得了来自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的很多喝彩。但一名黑帮成员的辩护律师因涉嫌试图说服被告提供伪证而被逮捕，让很多人们担忧引重庆的法庭会不惜一切措施来防止律师对公诉人提出质疑。北京大学著名法律专家贺卫方，本周撰文说最近在重庆发生的事情“威胁到一个法制社会的基本原则”

近期对于异议者的打压方式可能是一个迹象，说明薄熙来的手段（包括大量的投资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北京的青睐。这也是国内安全机构自2008 以来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一个表现——当时中国尽全力防止任何影响到北京奥运会的社会动荡。很多人认为，随着他所掌管的部门得到了政府大幅度的投入，负责安全方面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加。

更加自由的思考却没有被完全抑制。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党委书记汪洋，是政治局常委（非太子党）的另一位有力竞争者，被广泛认为是有着更加开放的态度。深圳是广东的一个特别经济区，它已经试着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加自由的发挥空间。广东省的报纸媒体是这个国家里最有良知的媒体（这也是他们被左派网站激烈攻击的原因）。但汪洋也在谨慎地处事。官方媒体本周报道，八万名“潜在的不稳定的人“已被逐出深圳，为这里在今年夏天的体育赛事做淮备。

对这种趋势最有力的批评来自茅于轼，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四月八号在财新网站（一家直言不讳的出版集团）上发表了一篇博客。茅于轼先生指责中国领导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错误的忽略了政治改革。他说，花费更巨大的预算在维稳上，只会让公众对政府更加敌视。然而，由于决心不允许任何因素干扰明年的高层政治会议，中国领导人愿意为此承担这份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