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的恶果，今日中国人全尝了(图)
土改时期批斗地主（网络图片）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农（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租地主田耕种的农民叫“佃农”。几十年来流行一个别有用心的误导，彷佛佃农要租就租一辈子，爷爷租了孙子接着租，做牛做马也非租不可，这是极可笑的恶搞。租田户是个流动性很大的职业，佃农非常自由。且地主大都为佃农提供家具齐全的“莊屋”，以召来远客租种。大陆电影里，大凡地主收租时带着背枪的打手，凶神恶煞般去收租。但老人们说，：从未见过这样收租的。就是现在，若有哪位房东带着打手去收房租，估计这房子是永远租不出去的。只有市场上黑恶势力凶神恶煞般收取保护费，但收取保护费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权力行为”，和作买卖完全两码事。土地出租，却是市场行为，不存在强卖钱买。
民国时代，城市与农村边界是模糊的，城里生话的人与农村生活的人之间有着活跃的人员自然交流。在城里活得太累的人归田，进入悠闲的耕读之家的行列；农村中的无田户不愿做佃农，随时可去城里做农民工，绝对没有“城管”、“暂住证”之类的烦恼。那时江南的水稻一年只种一季。所以当“小暑”节气来到水稻开始成熟，收割就是一年当中的顶天大事。方言称收割为“开镰”。开镰之前，佃户会通知田东何日开镰。在开镰当天，“东家”（即地主）要送给佃户犒劳，而不是相反。常例起码是每户佃户一斤肉、两壶酒。有的东家还会加倍。
稻谷收割后要尽快晒干，否则很快会变质。晒时切勿混入石子，否则将严重影响米的质量。现代机米厂有谷粒和石子的分离设备，可以清除谷物中的石子，所以现在吃米饭很少硌牙。那时在农村没有这样的技术，如果稻谷中混入小石子很难清除。文革时有揭露刘少奇腐化的大字报，说刘在视察时，所吃米饭有专人一粒一粒挑选大米。其实是在挑米中的石子，而非挑好米粒。这说明在1960年代的机米技术还未很好解决米、石分离的问题。
1949年以前，地主的土地和财富有三种来源：1、祖传家业；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以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书香世家，守住家业，代代相传，只有传到了大陆“土改”时代，继承者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殃。“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后代，把万贯家财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被划为贫农。2、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中国几千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也不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投资兴办实业。“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有钱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3、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地主。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契约，按章纳税，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1949年前，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正面积极作用无可替代。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上层社会（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即使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当年的政府非常弱小，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肩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而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如果请中国大陆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黄世仁，延安时代歌剧《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小学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半夜鸡叫》的课文，节选自战士作家高玉宝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课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鸡笼子里学雄鸡打鸣，引起雄鸡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作“偷鸡贼”痛打了一顿，在嘻笑声中农民的仇恨得以发泄。而《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利用万贯家财，组织和支持反动武装，与海南岛GCD领导的游击队为敌。最后，被曾在南霸天的家中当过丫鬟、“红色娘子军连”的连长吴琼花击毙。刘文彩则是四川省大邑县的大地主，“无恶不作”。他家设有“水牢”，把贫农冷月英关在“水牢”里。四川省美院师生根据刘文彩的背景故事，集体创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压榨农民血汗的场景形象化，文革期间全国巡回展出，轰动一时。又将刘文彩的庄园改建成“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让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展览内容无中生有，不择一切手段丑化刘文彩。
从此，“地主是农民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概念，深深植入孩子们的心灵。
随着真相被揭开，上述“地主”形象都是为政治目的而编造的。比如2000年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刘文彩有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还有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刘家根本没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这些都是编造。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请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有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主持人只好把老贫农撵下讲台。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这样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枪毙。但“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只好不了了之。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土改。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进行“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毛泽东为不直言相告，显然有难言之隐。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一直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的土豪打光，便派出突袭队，月黑风高夜到白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新政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军事方面，西要进藏，南要进军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无处而来，于是掠夺农村地主财物的“土改”便应运而生。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相当强烈，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于是，他选择了杀地主。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杀人名单。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手中的“朱笔”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或可不划红勾；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刑场上就非常惨烈。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冒烟，村村见红。”假如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如连富农都没有，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而斗争地主的场面也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对于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就立即被拳打脚踢。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很多当年如此对待地主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也被毛泽东的红卫兵照例对待，因为他们的身份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而“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等）为主力军，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村的传统道德观念彻底被颠覆。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所以，毛泽东在“土改”后不久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数千万农民。此后在文革中更是倒行逆施，全国“皇民化”，国民经济频临崩溃。
“土改”以及此后多变的农业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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