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民背上出身的魔咒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套厚厚的书，上下两册。这本书是由一群已经被遗忘的人写的回忆，名字叫《无声的群落》。写书的人，是一群文革前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提到这些人，人们能够想起的，顶多是几个被誉为上山下乡运动前驱的人物，比如邢燕子、侯隽，即使这些曾经有过光环的人物，也已经在历史上被人忘却。但实际上，当年下乡的这群老知青，跟这几位先进典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邢燕子和侯隽不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是一群城市里的贱民，不下乡，是没有活路的。正如书中的一位作者写的，三面架上机枪，只有一面好走。
这些只有一面的小路可走的人，是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政治贱民。每个人的背上，都跟当年美洲贩奴市场上的奴隶一样，烙着阶级出身的烙印，无非是地、富、反、坏、右，还要加上资本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分子。写这本书的作者，在写回忆的时候，身份和地位已经改观了，有的成了教授、作家、会计师，有些人已经成为一定级别的官员，但是，在字里行间，你依然能够感觉到，昔日出身的魔咒，已然留在了他们的血液里，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跟其他的知青回忆不同的是，他们无论写什么，“阶级出身”四个字的阴影，都贯穿始终。
阶级斗争是革命的利器。中国人的阶级论历史，实际上起于1926年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头一篇被毛选收了，但删改较多，达到80%左右。第二篇一直不大出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这两篇文章，却构成了中国革命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把农村的人，按贫富分成雇农、贫农、中农和地主、富农。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当然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构成阶级的尺度，一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一是跟先进生产力的联系，最次才是财产的占有程度。所以，他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立意义上来谈阶级的。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下，由于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1920年代的中国产业工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才有200 万。相对于四万万的人口而言，实在是过于少了。而且以毛的敏锐，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革命，只能在农村有用武之地，所以，毛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既没有了先进生产力的尺度，也没了生产资料的支配，只剩下贫富一个指标，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标尺。按照这个标尺，毛将雇农视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农为半无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动力。反过来，地主和富农，就是农村中的反动阶级，革命的对象。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则是争取的对象。尽管毛的阶级分析，判断往往跟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比如对学生估计过于灰暗，认为学生基本上属于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往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而农村中的雇农，往往并非革命先锋，投身地主民团反抗革命的也不少。而且农村中的阶级，划分往往界限不清，在一个村庄划为地主的，在另一个村庄可能仅仅是中农。所以，农村中的阶级，不仅中间这块游动性非常大，一个中农，一不留神就变成了富农，就是穷人，也很可能因为其他的因素被划成反动阶级。但是，奇怪的是，这样一种并不符合实际的阶级分析方式，却一直主宰了中国革命整个过程。道理很简单，所谓阶级分析，无非是用一种方式把社会切割开，便于革命动员。切割的尺度含糊一点，对于动员无疑是有利的。
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按道理革命已经结束，这样的动员也就不需要了。然而，中共的建设，是革命式的建设，治理，是运动式的治理。动员始终是党的生命。所以，在夺取政权之后，阶级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化，而且等级分明，界限清楚。即使在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农村的人没有了土地，城市人没有了生产资料，除了少数资本家还拿点定息之外，所有人在理论上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但是阶级分野反而更讲究了。比如农村里的中农，现在分成三部分，下中农、中中农和上中农，又称富裕中农，在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富裕中农成了重点整肃对象。更重要的是，这种阶级出身固定化了。不仅被评为某个成分的人，一辈子顶着这个身份过日子，哪怕身无分文，整天掏厕所，如果当初是地主，那一辈子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不仅固定化，而且跟封建社会一样，身份传宗接代。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运作中，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是被严格定义为出身不好的人，在各种需要填写的户口、档案、表格中，打上耻辱的印记，在专政机构和群众专政的监视下，伴随一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等级高度细分的社会。作为贱民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其实还可以分成若干等。出身地富加上历史反革命（做过国民党或者其他“伪职”），再加海外关系（海外有亲戚），位列地狱最底层，其次是地富加反革命，再次地富加海外关系，然后是单独的反革命家庭出身，接下来是单纯的地富和右派，资本家位列这个系列的最上层。在贱民上面，还有单纯的海外关系，历史上有污点的人，比如做过国民党兵，当过伪军，参加过会道门，这样的人，即使出身贫下中农，也算有污点，除非上面特别看顾，若要重用，也有麻烦。当然，位于社会金字塔顶尖的，就是革军革干和他们的子女。严格来讲，这种森严的社会等级，不大像秦汉以来的帝制国家，倒有点类似于西周封建制，在封建制下存在着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样等级的等级，每个等级，都不能逾越，这种等级，比西周还要森严，而且身份固化，贱民之子恒为贱民，子子孙孙不得翻身。还伴随着专制的高压，属于一种专制高压下的封建制。平时的社会管理，就按等下药，每个等级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在运动到来的时候，就连打倒走资派的文革，最终还是贱民受到的打击最大。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小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小运动中，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传统的地富反坏右。所谓走资派和他们的子女，虽然受了点苦，但被整死的人，并不多。
令贱民们最感痛苦的，是他们的子女在升学、参军、提干等方面，都给设置了严格的限制。以考大学为例，对出身不好的人的限制，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到了1960年代，基本上除了极少数单纯的资本家的子女，可以在高分状况下报考少数师范院校外，贱民子女统统被拒于大学的门外。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无论成绩考得多么好，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大学。像遇罗克那样的遭遇，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严格来讲，遇罗克在北京，境遇还要好一点，如果他生活在本书作者所在的四川，那么，连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作都不可能有。
由于存在着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所以，城乡的贱民待遇也因此有了不同。乡居的贱民，处在十八层地狱最下一层。生产队里最苦、最重的活儿是他们的，但工分却拿的最少。如果摊上不厚道的乡邻，还要经常性地受欺负，养的鸡鸭要被人偷，自己种的菜被人摘。孩子动辄挨打，还不能还手。地富的子女，不仅不能出去工作，连对象都找不到，如果是男孩子，基本上就只要打光棍的份。如果赶上运动，不仅地富本人，就连他们的子女，即使什么错都没有，也时常会被拖去挨斗。即使被打死，也没有地方告去。在大饥荒的年月，贱民的死亡率要比正常人也要高。文革期间很多地方发生的针对地富及子女的大屠杀，从根本上说，只是这种长期的歧视的延续和突变。一般来说，相对于乡村的同类，城里的贱民，日子过的稍微好一点。这是因为当年中国城乡本身存在着差异，城市户口本身具有很大的含金量所致。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们告诉我们，城里贱民们这样可怜的“优势”，也很快就被盯上了，被处心积虑地消除。当政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特别卖力地“消除城乡差别”。消除的办法就是，既不让他们升学，也不给他们任何城里的工作，采取种种方式，把他们逼下乡。因此，文革前的知青，除了像邢燕子那样的少数人，多数都是这样的贱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他们，是心甘情愿选择去农村插队的，因为经过多年的宣传，这些贱民当然地认为自己身上带着原罪，去 “广阔天地”，可以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加以洗刷，终有一日，变成正常人。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城市青年，成群结队来到农村，却很少有人敢恋爱的。对他们来说，如果要结婚的话，也得找一个成分好的，冲淡一下自己血缘的原罪。
对于贱民最严酷的迫害，还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每一个贱民的子女，都时刻面临着要求跟家庭、跟养育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的压力，这种压力，几乎在子女刚一懂事时就开始了，随着年龄的增加，压力越来越大。正如书中有的作者写的那样，当大批中学毕业没有工作的黑五类子女，没有饭碗，没有出路之际，压力达到了顶点。组织上会因势利导，给他们办学习班，引导他们大骂并检举揭发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自觉地用最恶毒的话，最绝然的行为，去伤害他们的父母。事实上，这种戕害，是深入骨髓的，实现了贱民的非人化。据我所知，很多贱民家庭，即使到了今天，当年的伤痕依然存在，难以愈合。本书作者之一的卢晓蓉女士，告诉我说，当年实行的政策，有一条是让地富资本家子女断子绝孙，这政策公开的提出不是指肉体消灭，而是在精神层面实现之。从毁灭贱民家庭亲情这个角度，这个政策的确部分地实现了。
在今天看来，这样一种高度专制加封建式的等级制，很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社会制度，怎么可能出现在20世纪？但是我们知道，改革前的中国，实行的是革命式的建设，运动式的治国。所以，为了动员的需要，人群必须切割，社会必须分等级，尤其必须有贱民的存在。在农村长期吃不饱的情况下，正因为有贱民的存在，其他人即使挨饿，也会感到满足。再穷再苦再低贱的农民，因为有人还在他们的脚下，就会感到踏实和满足。而运动式的治国，也需要不断地有人挨整，不断地需要廉价而听话的苦力，所以，老的贱民不会解放，新的贱民还会不断地加进来。不断保持整个社会的火药味浓度，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革命和运动，才能有生命力。贱民的队伍，客观地说，一直在膨胀，膨胀到文革时，有人统计，已经有上亿人挨整了。
《无声的群落》的作者，用最朴实，最真实的文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去的中国出身魔咒的样本。也提醒我们，魔咒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我们忘记过去，也许有一天，它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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