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中国富了,为何国民无地自容?

近日网上披露:印度1949年通过的宪法中确立了全民免费医疗的政策,虽然重大疾病还需要个人负担一部分,却规定先看病后补交费用,所以大多数困难患者补交不上的费用实际都由政府买单。据悉:印度的12年级基础教育,1年级到8年级为全免费的义务教育,9年级以上收取相应的象征性学费,具体每年约人民币10元到70元。并且为独生女孩提供直到研究生的免费教育。学生每年免费领取三套校服。许多住校学生被褥等生活用品都由政府提供。学生每年只要缴不到人民币30元的福利基金,用于学校维修校舍、举办文体活动,等等。

据2月10日中国经济网报道,“印度推出全球最大免费午餐计划,惠及1.2亿学生”。印度教师工资收入全部为财政支出,约人民币2000元到5000元。 “富中国”的内地老教师也才2000多元,由此感叹“特色”国民无地自容。为什么?

一、目无尊长地反礼教传统。
这是走向共和之后不断革命的悲剧的开始。炎黄子孙•华夏族人曾经很罕见地开展了成汤(两次)革命,此后三千年中国有暴动战乱,却不再有革命。西周200年之后,国人暴动•周召共和昙花一现,商、周两朝的德政礼制时代终结。春秋战国500年间,礼崩乐坏文化背景下诸侯争霸称雄,百家争鸣治国,秦、汉两朝80年由恶法暴政到无为政治的过渡,儒家为国学的礼教传承、礼法治国模式形成。之后中华天朝“合分合•治乱治”地走到清朝,礼教维系汉族2000年。

辛亥革命终结了从夏朝到清朝12朝华夏民族4000年的君主制,走向共和。商朝汤王取代夏朝实行帝王德治,约700年才有周朝武王革命,却沿袭商朝道统。可中华民国第二年国民党因宋教仁被暗杀又启动二次革命,宪政航船实际搁浅。民国以法制兴民权,礼教没有政治保护,结果被母亲强制娶妻的鲁迅在1918年以《狂人日记》狂呼“礼教吃人!”这种怨恨被当成新文化以文学宣传和学校教育途径传播,自由恋爱、急于掌权的男女目无尊长抛弃父道、师道,共和政府如同大树被掘断了文化的主根,儿女反父母、学生反老师,道德谴责却无力。朋党争斗在古代被礼法制度遏制,在现代演进为杀人不止的军阀混战和革命党争。

二、有眼无珠地反对国民党。
君主制礼教传统下是皇家治万家,君权、族权、师权分立制衡,共同对天道仁德负责,君主、父母、老师的权威代表着秩序,虽有党同伐异的争斗却能认输。但民国九年的1920年由共产国际扶植的中国共产党,带着德国和俄国的极权主义(马列邪说)思想灵魂,开始以民主、科学为幌子而与中国国民党开展星日之争。国民党以青天白日旗护卫中华“天地亲师”礼教传统,共产党则坚决反对。

共产党打的是五星红旗,其共产革命主张在1848年便宣称是幽灵革命:砸碎私有制文明枷锁,以“得到整个世界”。这就注定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红十字军”,一旦创立便屠杀不止,要以血染的政治风采让民众恐惧,以血色的政治浪漫给民众幻想,最后把中国带上苏联极权专制开创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邪道。

中华国民或中国人民如果要避免共产党的血腥暴政和杀人诛心的劫难,只有明确支持国民党的执政现实,放下男女老少、士农工商的私心和私利。这却很难做到。所以在抗日战争之后,当中共为颠覆“新中国”以“人海妖术”血战民主宪政政府时,民国市民以学潮、工潮与农民当逃兵、军人叛乱方式反对国民党,促成了共产党的胜利。这就是礼教传统破坏的恶果,人民有眼无珠看错了党。

三、无胆无识地容忍共产党。
人民在中华民国有眼无珠看错了党,跟女人在古代王朝奉父母之命嫁错了人一样,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女人嫁错了人如果是宿命,那就是前世今生的报应。中国人看错了党如果是五四运动后中了邪或被下蛊,尽管多数人都是无心犯错,却都必须为自己在反礼教传统、反对国民党和参与运动付出魔劫般的沉重代价。中国人在中华民国时代滥用民权,动辄罢课罢工,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畏缩如鼠。

这也可谓政治瞎眼遭到报应,群体和个人都在其中。地主被土改运动当作土豪劣绅群体灭绝,抗日功臣被镇反运动当作反革命分子群体灭绝,敢于说话的文人被反右运动群体诛心成为政治撒谎者,人性官员被反右倾、四清、文革等运动群体诛心变成党性第一的鬼官,第一考虑的是党的权力,第二考虑的自己的利益,第三甚至更后才会考虑一下民众,父母、老师也群体被诛心不过问政治了。看个人,民国时期滥用民权的熊十力、刘文典等国学大师,胆量不如女学生林昭。

文革之后1980年代10年,民众在民主诉求中刚喊“反官倒”就被六四血案噤声。此后我们开始向天津大邱庄村支书禹作敏“向钱看”的思想看齐,从知识精英到打工农民将见识自觉限制在共产党允许的范围,足够了解中共体制及党魁的厉害,对中华天地信仰和国民党却基本无知,孤独面对极权专制,柔弱如绵羊。

四、恶言恶语地彼此窝里斗。
见识狭隘而且又是自动调节到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久而久之就成了党的政治奴隶。这些政治奴隶在陈寅恪、熊十力、刘文典、梁漱溟、马寅初那代人只是沉默,反抗也是被逼或政协之类小范围的抗争,不能激励我辈以及后人仿效学习。到了完全红旗下生长的三代人,在历史安排的大锅饭时代,几乎跟印度同时,中国大陆也实行了近乎免费的教育,却不是中华礼教的国学教育,也不是公民教育,而是“识字扫盲+斗争文化”,配合着从土改到文革约30年诛心杀人的迫害运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斗士,男人学鲁迅冷嘲热讽地谩骂人,女人成河东狮吼。

如此中国人跟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人虽同样的政治狼奶长大,既没有民国时期陈寅恪们的国学素养,也没有中共郭沫若、胡乔木、陈伯达们的知识学养,争斗粗俗化和反礼教,无论谈民主或讲科学都缺少温文尔雅。尊老爱幼在现代思想文化领域里完全无影无踪。人们的口里充斥恶言恶语,夫妻、父子、师生互骂。共产党的红太阳中国到处是战场,阶级斗争无时不在与时俱进成为随心所欲骂人。网络社区、语音聊天室很少见到平和理性的讨论,基本上就是吵架。观点不同,不知道修正心智模式和互动学习,立马就变成“脑残、混帐”之类党文化辱骂。

五、先富起来后移民大逃亡。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1985年发出的指示。依据这个指示出台的红头文件不计其数,以“猫抓老鼠•摸石头过河”实用心态,制订各地各种特殊或优惠的政策,从小冈等生产队承包土地、深圳等经济特区圈地引资的试验,推广到全国。整个过程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人为坚持共产党极权专制的暗箱操作。

中共所谓改革开放,30年来并非媒体和人大公开辩论、理性博弈的结果,而是反反复复、翻云覆雨的邪气临身、鬼气森森,是一帮经历文革劫难后完全抛弃共同富裕的政治理想的市侩玩政治桥牌:制定政策的利益考虑,依照党第一、子孙第二、精英第三、普通人最后的顺序,既无儒道佛传统的软制约,又无民主宪政制度的硬限制,结果就成了个人及圈子以权谋私的政治策略,一种政策不利前三种人之际,就开始更换另一种;法律保护这种私利政策,公然违犯程序公开、公平的形式正义。如此经济发展完全是一帮心术不正的党官及家人、大商人,以“兵不厌诈”的邪术,不讲诚信地掠夺农工阶层,牺牲小商小兵,而让坏人先富,以流氓、盗匪的手段致富,正如民谣所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才有钱。

因此,邓小平所谓“带动全民共同富裕”只能是政治忽悠。这些坏人主要是非法从事权钱交易的坏官和坏商人,他们相互勾结将政府公器变成走私工具。有良知的好官和好商人,注定难做一把手和难以先富或者大富。真正爱国而有正义感和民主诉求的精英和民众,注定成了他们一定要拔除的眼中钉、肉中刺,或监禁或软禁或驱逐出境,被当作卖国贼。他们以民主和人民为敌,靠行贿和受贿的交易,以及卖矿山、污染河水等自然资源致富。财富基本上是红头文件黑箱操作的灰色收入。富人有钱却没有安全感,只有以投资移民方式到民主国家避免财产被清算,以权贵资本主义方式掠夺财富,向外国输入两种难民:政治避难的穷人和投资移民的富人。如此“富中国”实际倒退为全民无保障的现代共工部落酋邦。

结语:中国大陆无民权,富的只是中共。
2008年中国GDP超过三万多亿美元,人却看不起病,上不起中学和大学,教育投入至今还未达到3%,说白了,名为国民,实为部落权贵的政治奴隶或牲口。印度人却实实在在有民主共和的新印度,GDP虽不足1万亿美元,却已达12亿人(依人口密度计算,已是中国的2.5倍),早已投资教育10%以上,12年基础教育基本免费,慈善机构还免费供应1.2亿学生的午餐;全民免费看病62年,也基本政府买单。穷印度切实落实了全民看病和受教育的公民权,穷只是其民主宪政和种姓制度下的自然状态,印度主权在民,民主制和种姓制限制资本掠夺主义。中共统治东亚大陆虽以人民名义,却以极权制度葬送了民国大陆的民权宪政。中共比印度富,投入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却远不及印度,是中国大陆无民权的铁证。

中共发展经济并非为国富民强,只是为了持续极权专制,真正富的是中共,所以不计后果地掠夺普通民众和自然资源,花钱买精英政治以维护稳定。想想这样两个问题:穷印度为何没有饿死4000万人的政策人祸?人吃好穿好最重要吗?我们理应明白:党富民穷,人已无国。穷流亡、富移民都是难民,无人权如同待宰牲畜,却还以国民自居以党富为国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这才无地自容。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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