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地诗人为何不敢出手(图)

 
黄鹤楼

古代文人多有题诗的习惯,但凡游览胜景、缅怀古迹,均要题诗以志之,表达感怀伤情之思,抒发凭古吊今之情。但是,诗人们的才思与情绪并非总能一意畅快地得到抒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能诗者不敢措手”呢?

武昌黄鹤与虹桥芍药

唐代诗人崔颢曾游武昌,登黄鹤楼,但见胜景无边,一时百感交集,愁情郁结,感慨万端,于是题诗而去。诗曰: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后来,大诗人李白行经武昌,也登上黄鹤楼观景。此时的李白胸中肯定也汹涌着古今多少情事,肯定也有一抒胸臆的冲动。然而,我们的诗仙坦言自己当时却成为历史的“失语者”。原来,他看到了崔颢的题诗,只觉自己眼前恢弘动容的物景与心中在兹念兹的情思,已为前人传神地抒写殆尽。明智理性而又虚怀若谷的李白,断断不会去做那狗尾续貂的蠢事。于是,有关当年武昌黄鹤楼题诗的具体情境,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辛文房《唐才子传》)

此事日益流传而成为文坛佳话。后世文人尽管难有李白的诗才,却多能识相地学得李白的处置方式。

据清人袁枚《随园诗话》记载,有位卢某人约集名士雅客二十余人一同观赏虹桥芍药,并希望各位发挥诗才,吟咏时景。然而,这一次文人盛会却被一位名为金司农的布衣拔得头筹。金抢先赋诗二首,曰:

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
到此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
枝头红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尘。
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

众人明显感觉此诗立意之高,几乎道尽眼前的花景与人事,而且已对主人曲尽恭维之辞,若再续作,难免东施效颦之虞。于是,“一座为之搁笔”。

真难为了这帮文人。在诗的国度里,连李白都有不得已而失语的时候,更遑论他人。特别是,在公众场合题诗或作诗,好坏一目了然,如果没有自知之明,恐怕会遗人笑柄。东晋殷浩可为诗人们的前车之鉴:

“沈东阳《野史》曰:晋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尝作诗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当出汝诗示人。’”(惠洪《冷斋夜话》)

想来殷浩肯定只是善清谈,而诗作估计不堪入目,因此以诗示人,才会成为对方要胁自己的把柄。这也就难怪诗人们见到好诗,纷纷不敢措手了!

汨罗江畔与真娘墓前

三闾大夫屈原以其诗才与爱国情怀,死后一直得到国人的尊崇。他怀沙自沉之处的汨罗江在岳州境内,当地人为其建了一座祠堂。文人们到此瞻仰、凭吊,都想题诗抒发自己对于屈原的认同与理解。唐末时,有位洪州府的衙前军将,曾题写一首七绝,道是:

苍藤古木几经春,旧祀祠堂小水滨。
行客谩陈三酹酒,大夫元是独醒人。

与前面所说布衣难倒众名士如出一辙,此处则是军将难倒了过往文人。诗对屈原一生理念的把握可谓得其神髓。“独醒人”既道出了屈原生前的孤寂落寞,也点明了其死后千百年来人们的自作多情。记载此事的宋人刘斧最后写道:“自后,能诗者不敢措手。”(刘斧《青琐集》)

虽说军将对行客滥行酒、滥题诗有所讥讽,但终究出以婉言,而下面要说的另一个题诗故事,主人公的讥讽则要辛辣、直接得多。
唐人范摅《云溪友议》有载,苏州女郎真娘被当时的人比作苏小小,她死后葬于虎丘山,行客文士在她的墓地上题诗无数。有一位举子谭铢对世人“重色”之风甚为反感,故题诗警示道:

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
何事世人唯重色,真娘墓上独留诗!

虎丘山下的坟冢数不胜数,而每一座坟墓亦都有一段可悲可叹的故事,为什么世人就独独在美丽的真娘的墓上题诗呢?这不是“重色”,又是什么呢?谭铢的诗戳破了中国文人怜香惜玉的“重色”情结,让他们在温情吟哦的面具下掩藏的一脸色相无处可遁,而中国文人又是最爱面子的,因此,“后人无复题者”。

同样在《云溪友议》中,范摅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邓仙客死葬麻姑山,人谓尸解。游人题诗多矣。有一少年绝不言姓名,但云天峤游人。诗曰:

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世尘同!
既言白日升天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邓名稍减。”

大意是说,邓姓道士客死他乡,后葬于麻姑山,人们都说他是羽化登仙了,于是过往游人题诗者络绎不绝。但有一位自称从天峤来的少年游客,却题诗反诘道:“既然说邓道士得道成仙了,那人间为什么还有他的坟墓呢?”

少年一语中的,就如层层拨开迷雾,让人们见到了被遮蔽的真相。原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邓仙的声名,却是虚构出来的。而过往的题诗者不辨真伪,人云亦云,实是不知所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汨罗江畔那些景慕屈原的题诗者也好,还是真娘墓前那些怜香重色的题诗者也罢,都在道出真相的诗作面前搁笔了。他们不敢措手的原因,倒不一定承认诗才不如人,而是真相一经挑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诗人的自作多情与人云亦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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