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儿子自杀于文革看郭沫若的晚年家庭悲剧(组图)

2011-04-11 20:09

郭沫若

郭沫若的全家像

郭沫若的歌功颂德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却无法保全家人的性命，他的两个儿子，郭民英与郭世英，相继在文革中死于非命。

擅长音乐的郭民英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他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一位了解郭家内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后，于9月27日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在第11册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一定介绍。据此尚难断言这个学生在信中是否直接点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是无可避易了，这使他内心极为苦痛。到1965年春夏间，郭民英无意继续学业，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郭沫若打算让郭民英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无奈郭民英不愿从头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郭沫若夫妇亲自登门，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求助。很快，郭民英去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郭民英入伍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很快成为部队十分紧缺的文艺宣传人才，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之初，部队相对稳定，但像郭民英那样的名门之后，不会不关注全国动荡的时局。1967年4月12日，谁也没有料到，郭民英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竟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据说去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个难解之谜。

《新三叶集》与X诗社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力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1949年後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读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牟敦白的双亲是在1957年遭到厄运的，他对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于立群也以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对母亲的诉说是：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他极其真诚，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诗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金蝶则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公安人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处理。X诗社成员无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

五年后的旧案重提

1963年六七月间，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对于郭沫若来说，自己的儿子与张东荪的孙子搞到一起并且是这样一个结局，使他平添了一分忧谗畏讥的郁悒。郭沫若还在登上文坛之初的1920年9月，就与时任《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有过通信关系。郭沫若后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也端赖张东荪的促成。虽然为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火山喷发提供阵地的是宗白华，但因着《学灯》毕竟是《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郭沫若除了与《学灯》主笔宗白华结为艺术知交，对张东荪也不会不心存感激。

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抓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谁都知道，郭沫若当时虽为副委员长，却无以决定此案的审理判决。看来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落地时双手被反捆着，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死时，年仅26岁。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击打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这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但出乎他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摘自《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冯锡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