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唱: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图)

对于“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种鸦片”的说法,一个主要证据是共产国际1942-1945年间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罗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作者披露出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沉溺于整风运动、培养个人权威,“每个人都在死记硬背党的文件,一个劲儿地进行自我批评”,对抗日则持打酱油态度,甚至暗中和日军勾结,除此之外更以鸦片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例如以下这段文字:

“毛泽东邀请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将。在玩牌的时候,尤任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到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类似内容在全书屡见不鲜。不过有部分中共的拥趸表示,《延安日记》这本书根本不能算数,因为它是作者死后二十年才由他儿子出版的,这段时期刚好中苏关系恶化,为什么苏联人早不出版晚不出版,非要挑这个时间点,分明是出于对敌宣传的需要吗!我估计这书要是台湾人写的,他们又要说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恶毒的污蔑(国民党方面也确实有大量文件提到共产党的鸦片贸易),这书要是美国人写的,他们则会说这是西方反华势力赤裸裸的谎言,非得是中共自己真情流露坦白从宽自曝家丑,下一个罪己诏才能让他们信服不可了。

撇开《延安日记》不说,还有一本中共元老谢觉哉写的日记,里面频繁出现一个神秘的字眼,叫“特货”。中共的拥趸又说了,这里的“特货”指的根本不是鸦片,而是当地的出产的花马池盐。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谢觉哉在书中曾将盐和特货并列,表明两者并不是同一样东西:“三,盐公司总能收销一部分盐。四,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这花马池盐何等牛逼,居然能单独支撑整个边区政府的财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里同样多次提到这个神秘的“特货”,并且和食盐分列,“特货”的出口额竟占到总出口额的68%(第二名食盐连14%都不到),其平均价格更达到食盐的4000倍以上!

更奇妙的是共产党只将特货销往国统区,严禁内销。《谢觉哉日记》中记载:“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如果这“特货”真是花马池盐,何必如此?一个谢觉哉在自己的日记里都不敢写明、不能随意栽种和“内销”的东西,除了鸦片之外,我还真猜不出什么别的答案了。

如果这还不够令人信服的话,最近我在东大论坛又看见一批国内公开的史料,更是铁证如山。如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打了一个括号,标注“大烟”。《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文中更总结起了种鸦片的经验:“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1935年搞的“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有相当成效。

不仅是延安在大种鸦片,共产党控制的其它地区也在干相同的勾当。例如《湖南省大庸县志》里记载:“在大青山一年能收两万多两干板子大烟,作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里的《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一文中更是干脆赤裸裸的歌颂起鸦片来了:“大烟!大烟!支援抗日救国的经费。”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你抗了毛的日,救了鸟的国。

前天刚好又弄到台湾教授陈永发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文,通过国内史料分析了“特货”对边区经济的重要性。1941年的时候共产党在延安基本是山穷水尽入不敷出,因征粮数太高导致农民大批出逃,就在这时“特货出口”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局势。尤其是后来中共这鸦片种得越来越熟练,对走私的打击越来越严格,1943年中共还入超20多亿元,1944年则通过“特货”200多亿的出口额,瞬间转变为出超150亿,小日子越过越滋润,“特货”俨然成了中共支柱产业中的支柱产业,这就是所谓“延安奇迹”的真相。

其实稍微对中共有点了解的人也知道,中共创造人间奇迹不行,吹牛逼吹出人间悲剧的功力倒是一流的,没有这些鸦片,中共当年早就玩球蛋子了。这支反政府武装流窜了大半个中国,一路四处出击干着美其名曰“打土豪”的打家劫舍的勾当,不抗日反而悠闲的成天边开舞会边种鸦片,拼着老命的往国统区里走私,真不愧是我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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