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死，但不可以生病”(图)

北京医院门外的长龙，中国医疗制度有待改善

在中国行医一点都不简单，刚入行的每个月可以赚4000元。可是，医生在医涯中遇到的问题可能会使他们入不敷出。

在中国，年轻的医生每个月可以赚4000元人民币。可是，张飞（音译）为她的病人动了子宫肿瘤移除手术之后，病人就不见踪影了，只剩下2000元的账单。随后张飞找到了这位病人的下落，要求她返回医院签下付款协议书，张飞才避过这一笔“无辜债”。

张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只是一名医生。有什么理由我要为病人付款？我感到非常沮丧。我花了很多很多天去搜寻她，打她电话，我还要拜托她的邻居去敲她门。”

中国政府正在大规模地重整医疗保健系统。自2003年以来不少重要的变化已经开始出现，譬如它实施了一个基本的全球医疗保险制度及给医院在购买日益增加的必需药品上补贴。今年3月，政府使更多人加入保险计划，增加赔偿及提高服务质素。除此之外，政府大幅度降低超过1200类抗生素及有助循环系统药物的零售价格，以减低医疗保健成本。

可是，改革中缺乏了能够保障医护人员，防止像张飞的案件重蹈覆辙的医院管理计划。张飞和她的同事经常遇到病人看病后不付款的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要为这些病人从自己的口袋掏钱。

张飞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并同治疗分开的部门。在中国，医生要做很多与治疗没关的事情。在我工作的医院，每年每个部门都有超过10万元的债款。无论是病人或医生，我们都感到很无助。然而，我们经常发生争执，我们的关系很糟糕。”张飞工作的医院位于广州，月薪是依据医院的收入来计算的，债款越高，薪金就越低。

管理差 代价高

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为了减少国家支出，下令医院需要自资，医疗费用需由病人支付。在许多医院，医生有义务去确保病人缴费。广州人民医院的前高级行政人员刘金鹏 （音译）表示：“病人需要支付医生的薪金，退休金，医生在海外的培训，这栋大楼，全部设施，水、电费单。”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在媒体报道上承认了对医院和医生的抱怨。人们认为，医生开较昂贵的药方或做多余的检查以增加医院收入。 对此，张飞认为医生必须给病人做多次检查，因为“在其他地方，医生可以买保险去保护自己，以防出错。但中国没有这回事。一旦出错了，医生就要背上所有的指责。指责他人比承认系统出错更容易。”

医生因此受到沉重的压力。有一段时间，张飞甚至要靠镇定剂入睡。“10年前，20名医生加入我的医院。3年前，只有5个留下。其余的有的去了政府部门做行政人员，有的去了国外，有的投身药厂。”张飞还说她有些同事因为薪酬低而离职。

政府似乎知道补贴医疗事业的需要。目前，国家补贴比例占医院预算的15%。 可是，医生和医院行政人员都认为这15%不足以作出任何改变。

“宁可死，不能病”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县和村医院最多只能提供基本服务，像癌症的慢性疾病无法得到治疗。

河南省的一名退休发电站工人石柳昌（音译）患了末期肝癌，尽管他拥有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但是他不能在县医院获得治疗："那里的设施太有限了。但如果我去其他医院，我的医疗保险不包。 有一次，我去了一个市里的医院，那里也只有基本的设施，我得不到帮助。"

石柳昌的癌症由乙型肝炎引起。几年前，他在北京做了两次手术，用尽了他11万2千元的赔偿金。“和我太太的退休金加起来我们有3000元一个月，我们只靠这些钱来支付我们需要的医疗服务。”61岁的他说他从来不接受乙型肝炎的药物治疗：“我买不起。我四兄弟姐妹都感染了乙型肝炎，其中一个已经去世了。除了我一个妹妹之外，没有人买的起。”

退休公务员方丁（音译）每个月交付150元的保险足以覆盖防高血压的药品的所需支出，但她并不满意：“我胃痛了几个星期，他们要我做两个检查，共1200元。然后我才知道我只可以从保险拿到40元的赔偿。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死，但不可以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