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对付“三公消费”?

中国公费旅游、公费吃喝、公车私用被称为三公消费,有研究员披露,其数额每年超过九千亿元,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感。官方新华网近日推出一篇文章,探讨香港特区政府如何管制三公消费,似有借鉴意味。不过有专家评论说,在中国大陆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借鉴香港经验限制三公消费。

在中国三公消费的官方说法是:公务车辆使用、公务招待费,以及公费出国考察的消费。中国全国三公消费的规模,按照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官员王锡锌去年的披露,每年大约有九千亿元人民币。官方新华网日前发表题为《公款吃喝门都没有:香港如何围堵三公消费》的报道,举例说,香港十七万公务员,大约有六千七百多辆公务用车,什么人做什么事情可以使用公车,有明文的规定,对最高行政长官的出访,也有明确的预算规定,政府部门的办公费用,办公室大小等等,不但有明确规定,还要经过审计部门的认真审计,并且必须公诸于众,媒体和公众都享有知情权。

原广东省政协委员,现在旅居美国的高大维教授就此表示,中国官方的审计部门,很难对政府部门和公立企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的审计监督:

“你要知道国家审计署有一条,政治上要服从当地党委的领导。那就是说你不能乱来,你不能随便想去查哪个就查哪个。我有个朋友是在广州的国家审计署,良心受不了,发的红包他就不要,结果在他单位里面引起了同事的公愤。而且说‘你不缺钱,我们缺钱,你不要搅了我们的好事’。后来他被压得不得不要,要了以后他又给寄回去,结果被审计的部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登门拜访,搞得他简直是狼狈不堪。专门重点把他作为公关对象。”

在美国,三公消费也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南卡罗拉纳州管理学教授谢田,以前曾在费城的一所私立大学任教,他说,公立大学因为是公费支出,财务管理比私立大学要严格得多:

“原来那个学校是私立学校就比较松一点。像现在我们这个公立学校的话限制就比较多了。州立的大学嘛,大学系统实际上是南卡州政府下面所有的雇员都是同样的标准。出去旅行的话飞机票是报销的、旅馆是全报销的,但吃饭每天也就是35块钱。收礼是不可以的。你超过35块钱你就要丢掉乌纱帽的。其他那些它每一个都有限制。它有一些严格的报销规定。开私家自己的汽车去另外一个城市的话,每英里4毛钱、5毛钱来报销,非常严格的。”

中国在制度设计上,中国比香港有更多的监督部门,除了审计部门之外,还有监察局、反贪局、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但是高教授表示,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些党政监督部门对党政机关的开支都没有实际的监督作用:

“所以说你这个审计部门在这个圈子里面不能够像美国那个司法独立,你一个审计部门是国家指定、国家任命、国家安排、上级领导指定的。它本身就是系统里面的。你还不要说公检法都没有办法独立运作。你何况一个小小的一个审计部门、一个纪委,本身都是黑老大控制的。他们现在把党委书记说成是黑老大。你要不听话几分钟就把你搞下来了。”

中国一些媒体评论说,治理三公消费其实不难,只要把预算和平常消费的情况向社会公开,让媒体知道,就可以给政府部门带来很大的压力。新华网发表的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最近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压缩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财政部官员也表示,将会公开中央部门的三公预算。

高教授说,广东的几家媒体常年对党政机关进行监督报道,结果,媒体管理层和编辑人员屡次受到整肃,显示出中国的媒体难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谢教授认为,因为政治体制不同,中国大陆很难参照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中国的三公消费支出越来越庞大,根本问题是体制的问题:

“反贪局也好、纪委也好、监察局也好都是在市长之下或者市委书记之下,你就没办法。一般问题涉及到上面人的话,那监督就无效了。而上面的人如果想去包庇他下面的任何一个人的话,他就可以自己摆平。就可以让那个公检法不起作用。”

目前,全球发达国家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监督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和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监督;政府资讯公开透明,允许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批评。而这些,谢教授认为,都是中国领导层最不愿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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