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映衬下的中国“精英民运”
二零一一年阿拉伯人的抗议示威，一波接一波，有的已经成功，有的还在胶着，有的正在兴起。革命正在方兴未艾之中，改变已经不可逆转，它开始结束一个时代，包括那个时代的民间运动，多年僵局中的中国“民运”及其“精英政治”，都无可避免地随之而去，在北非革命面前，它虚拟反对的实相无可遁形。
非洲人革命了
埃及人把四十年的独裁者赶下了台，中国人有太多的理由立刻结束共产党六十年的一党专政。“八九”二十年后，非洲人为我们注入了新的希望。
一夜之间北非人站起来走上街头，不受人支配不容人利用，要他们专制腐败的政府下台！西方政府也始料未及：觉醒的阿拉伯人正跻身于“他们”的价值世界—自由、人权和民主，他们的地域政治必须面对这个全球政治新面向而调整自己。当地的统治者们也顷刻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从穆巴拉克到摩洛哥国王莫不在第一时间许诺以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统治者只听得懂一种语言—革命。
千万埃及人坚守在解放广场， 无论是穆巴拉克的许愿还是呼啸的飞弹与冲撞的警车，都不能令他们妥协退让。埃及人显示了众志成城的意志—它坚强了自己，衰弱了对手。十八天，埃及人让全世界看到：当人民义无反顾、同仇敌忾的时候，就不是统治者决定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决定统治者的命运。进取退失，历历分明。
二零一一年席卷北非大地历久不衰的抗议示威，开启了一场人民革命，一场改变世界、开创历史的革命。此后，阿拉伯世界不复如二零一一年以前；此后世界政治的版图也不复如二零一一年以前；中国人正迅速地发现属于自己的民间运动的形式，埃及革命无情地破碎了“民主精英”许多长期谬传的言说—例如拒绝革命。
非政治的革命与不革命的政治
埃及人示威进入第五天不见“收”意，穆巴拉克不得不出来授命苏莱曼改革，冀望民众会因此解散回家。隔天就见网上胡平重拾他二十年前的“好坏”策略，说埃及的“形势很好，街头运动可以收”了。示威者要的是穆巴拉克下台，八字还没有一撇，“形势很好”，好从何来？！难道他没有看到这个革命中没有人出来言 “收”？难道他没有看到西方政治家只有给穆巴拉克警告，没有给埃及民众上课的？……
“好”也“坏”也，可以因时、因地、因人、因利，因许多因素而异，“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总可因地制宜。埃及人没有如此智慧、埃及人不要这般策略，两军相峙勇者胜，埃及人坚持不“收”，赢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虽然如此，胡平还是坚持“我说的没什么错”，理由是“如果那时候见好就收，现在穆巴拉克可能还在台上，但是这不会妨碍民主进程的展开，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专制独裁的力量”。显然这是倒果为因：穆巴拉克无力影响局势是在他失去权力之后，而那是他下台的结果。历史并不容调回头来“如果”。
面对前所未见并且还在进行中的历史，胡平出言如此盲目草率而笃定不疑，实在匪夷所思。
就运动的自发性、民众的热情、勇气与坚持，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运动不输埃及的十八天革命。八九年有那么多的“精英”参与介入，其后二十年来，回顾总结、策略理论也不绝入耳。埃及革命也必有组织的介入与领袖人物的影响，但这个革命中没见那种绥靖的策略—即使有的话，它们始终也没有能够影响民众、主导运动；或和缓节制如军队、或无畏坚决如民众，解放广场上始终不曾出现妥协的空气。那位反政府网页的匿名管理员、年轻的精英古奈姆从二十五日游行示威一开始就坚信 “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有梦想，……因为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梦想奋斗”。埃及人最后赢了，古奈姆大声地告诉世界，“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梦想”。开罗解放广场上是有信念的人群，在那里坚持十八天而成功的是一场革命、不是政治，“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懂政治；我们会赢，因为我们不玩它们那套肮脏的游戏；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没有政治野心”。
中国那些“民运精英”不一样，他们拥抱所有埃及革命所摈弃的。“新中国”的“精英”们在共产党权力体制的扶植下出生，离开体制他们便无所作为，他们不想与之绝决，更不愿断然站到它的对面。面对挑战共产党政权自发的民间运动，这些人的策略如何，不难想象。二十年来海外“民运精英”车载斗量的策略与运作，近年来国内那些名为“异议”的人士与政府默契的“反对”行为，路人皆见，这类“精英政客”及其“异议”政治已被纳入共产党统治的一部分，它们与民间革命两不相容。
“改革”作为权力者的话语
这些“精英”钟爱“改革”，拒绝“革命”。可埃及革命中人们看到，言“改革”的是当权者—恋栈的穆巴拉克也罢，受命的苏莱曼也罢；反对派—普通的民众也罢，反对派组织、领袖人物也罢—没有人出来唱和当局的“改革”，他们要穆巴拉克下台，要政府解散。
实际上不止在埃及，也不单是今天。二十年前共产党世界言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政府的首脑—苏共中央总书记，在那个国家解体之后，他也随之出局。当年东德共产党的“改革”更为典型。交困于公民大逃亡与持续不“收”的莱比锡周一大游行，政治局果断“改革”—逼退党魁昂纳克，开放边境，力挽党国于覆灭的狂澜。当时宣布立即开放边境而助成推倒柏林墙的政治局委员沙伯夫斯基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政治局推倒昂纳克是想在党内进行一场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挽救共产党。昂纳克的继任克伦兹说得更明白，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保住东德。也有非当权派言“改革”的，那是二零零九年在伊朗号召“绿色革命”的侯赛因•穆萨维，但他是作为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是在与未来可能的权力相关中承诺改革的。
“改革”是权力者的话语—在其位者谋其政 ；“改革”是权力话语—为了权力：其目的不是削弱而是维护权力，其意义不在于“变革”而在于“拯救”—改革以拯救权力于危亡、维持权力于继续；“改革”要借助权力：权力在握才能令行禁止、才能力行“改革”。看那些阿拉伯国家政府今日如何争说“改革”，再清楚不过了。
“改革”却不是反对派的旗帜，也不是异议者的标志。作为政权的对立面，反对派挑战权力，他们立命于反对而不是附庸政府，包括它的政策以及它的“改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对派不给政府背书，不会卷入政府的政治—包括它的“改革”政治，以致要替政府代罪、为政府受过。权力之外的反对派或异议人士，既无能言 “改革”，更无力行“改革”。这是事实，也是常识，从三十年前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到今日阿拉伯世界街头示威的反对派到民主国家的日常政治，莫不如此。
高唱“改革”，是虚拟反对派一个遮掩不住的马脚。流亡的“政治精英”而醉心“改革”，标榜“异议”的知识分子而热议“和解”，如果不是痴人说梦，必是别有用心；不是自欺，便是欺人。
“民运精英”—中国特色的虚拟“反对派”
二十年前紧随在中国“八九”民主运动之后的是东欧共产党制度的崩溃，二十年后阿拉伯人的革命后来居上。为什么春风迟迟不度玉门关？！“民运”二十年不衰，中国离民主却依然遥远，活跃的“民运精英”是中国一道特殊的风景。
“改革”一词在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出现是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国家已濒临崩溃、不改变则共产党难以为继的时候，政府宣传灌输给老百姓的依旧是 “政策”，不是“改革”。一九八二年成立的“体改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政府机构，而一九八四年成立的“体改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研究所 —则是一个为“体改委”提供资讯的研究机构（见陈一谘《八十年代体改所回忆》）。“改革”的概念当时是由这些非官非民又亦官亦民的“精英”传播到社会的，这些“精英”由衷认同也得意于这种因得政府信任受当局重用或能影响社会的特殊角色。“体改所”八九年因“六四”而被裁撤，“改革精英”星散。环境变化了，但这种角色认同却依旧。
“六四”邓小平开枪把这些“精英”扔出了体制、赶出了国门，他们顿失亦官亦民之势。虽已落草为寇，却仍抱着往日的话语方式，以“反对派”的名义为党国计议，两不着边地续演亦官亦民的角色。虽已沦为党外、体制外，权力外的平民，还是张口国家的“政治发展”，闭口国家的“社会转型”；建什么“和解”智库—与中共和解，与民族和解，与社会和解”，自以为受政府之托、负党国重任、甚或权力中人；虽以“反对派”自居，却用居庙堂之上的口吻挑剔反对运动不合“推动转型目标”的盲点误区，以“民间”的身份为当局者虑；……“八九”二十年过去，他们依旧为当局的附庸—二十年前“在位”地附庸、二十年来在野地附庸。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可能独立于一切独立的见解与立场，唯独不能独立于共产党—它的权力、它的体制、它的政府；作为“异议”人士，他们不异议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异议”异议的他人，他们不忌党同伐异；作为“反对派”，他们会反对民众—民众的“原始正义”、民众的“有敌”、民众的“以暴抗暴”，唯独不是那个暴政六十年的共产党政权；他们“民运”二十年，个人成长为“领袖”，运动收缩为“运作”，革命消解于无敌，……
对于这些张口“国家”闭口“社会”张口“联邦”闭口“宪政”的体制门客，什么“独立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反对派”、“民主运动”，不过是推销自己、以利党国的包装；民主信念、道义原则，则为诸公不屑。这种推销时常过分夸张不免露出“虚拟”的破绽。有人甚至在“八九”二十年后的今天还以学者的身份对国人理论地鼓吹邓小平模式为中国转型的起点。他们对共产党权力的寄生，不禁使人联想起“文化革命”中被名之为“红外围”的那样一个群体。他们是“红卫兵”的外围，有幸给“红卫兵”服务，例如替他们监管“黑五类”的狗崽子—那些出身“有问题”的同学。虽然他们自己出身并非没有问题，不过一入“外围”，便荣升“可教育好子女”了 ，虽说不成“革命接班人”，到底“外围”了。这些当年的“改革精英”今日的“民运精英”、“异议精英”，鬓发染霜也不改为党国“外围”的心志。用那种种 “改良”的、“渐进”的、“和解”的、“和平非暴力”的策略，帮闲政府、外围党国、利益自我，危害社会。
埃及人从虚拟的空间走向现实的革命，埃及革命把精英政治扫入历史，中国的民主却因为精英政治而化为虚拟。忘记那些灰色可掬“精英”，丢开那些乌烟瘴气的策略，摆脱那些肮脏的政治交易，中国真正的改变从此开始。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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