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摘下了高帽的“贱民”
“平看”工农大众在中国的命运
大家都清楚近百年来，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是怎样不断变迁的，而现在从什么角度上来看这问题呢？以什么身份来看这问题呢？如谈“试看”、“初看”，不对，因为问题很清楚，用不着带着没有把握谦虚的口气；如说“笑看”，似有嘲笑之意，对他们也不公；如说“横看”，似乎这问题与本身无关系，笔者仅是“局外人”；如是“正看”，我也既不是官方，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没有这样资料来作历史性的评论。想到最后因为我不是他们圈里人，也不是他们命运的决策人，所以还是用“平看”为好。
在中国古代，孔夫子等带领的儒家弟子，早就把社会上的人按序分为“仕、农、工、商”四等。儒家当然把自己和当官的放在社会首位，把农民、工人抬到有财富的商人以前。当然，事实上也并不完全是这样。近百多年来，随着欧洲产业革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革命学说的兴起，把农工地位倒了一个个儿，变成了工农。
从中共统治中国开始，嘴上天天唱“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其实其目的是为了打击知识分子和有产者。中共特别是毛泽东最害怕知识分子与他争权、争地位，所以总是提“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没有知识”。自“反右”以后，他们逐步沦落为“臭老九”，已属于“敌人”的边缘。（实际也未被全社会接受），它们认为工农好骗，高帽子一戴，让他们干什么就会干什么（事实也并非如此）。除了跟中共走出去的人外，绝大部分农民在中共统治十多年后，仍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极贫困的生活。
后来，除了老工人外，新进工人工资也极低，而且数十年不变，即使在正常的所谓经济上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年代，他们中大部分人经济上也还是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人口增多，住房条件愈来愈差。（如七、八十年代上海居民平均才合三平方米一人，即比一张床多一点），不少有“觉悟”的思想不大“僵化”的工人，也意识到自己是受骗了，受中共的骗了。但事到如今已无可奈何了，只能兴叹起“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随着“改革、开放”很多人“先富起来了”，被限制在机器旁的工人相对地愈来愈贫困了。加上工厂要“优化组合”，不少工人被“优化”下去了，成为城市中的“待业”“闲民”。有的就只能“享受”没法生活的200多元的“低保”生活了。在“旧社会”还敢讲“人穷志不短”的话，还不觉矮人一头，而在这“笑贫不笑娼”的年代，这些降为“弱势群体”的被社会遗弃了的人群，“自惭形秽”地沦落为城市“贱民”了。
而广大曾戴过“高帽子”、掛过“大红花”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拿到的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了数十年，随着“改革开放”大量出口商品的生产，纷纷离开世世代代固守的土地，而到城市来打工，甘愿地受着“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的狠毒剥削，成为了他们机器旁的继续积累财富的吸血工具，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里人”的劳保、福利，很自然地沦为城市里的抬不起头来的、被人鄙视的“二等公民”―最低阶层“贱民”。
这就是他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从“光着屁股坐花轿”到“光着屁股抬花轿”（他们虽然生活比以前半饥饿生活的好一些，但仍然是全社会中最贫穷的一个群体）的苦难历史过程。
当然，他们中极少数人可能也已属“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中的一分子了，因为他们头脑灵活、生性机智，不少还属于能弄虚作假、上串下跳的人物，但由于他们的富裕，也就逐渐地离开了他原来的阶层，离开了他原来的“穷哥儿们”，而成为不屑与他们为伍的另一阶层的人了，甚至反过来更懂得怎么六亲不认地剥削、压榨原来他们“一族”的人了。
这些低消费的弱势群体，一月仅以千元左右的收入在城市中生活，有不少他们乡下还有家人等着他们的钱过活。对于一桌年夜饭20万元（2005年杭州老正兴）、一桌菜7280元（广州的天鹅饭店）的豪华消费，则连望洋兴叹的资格都没有了。
有些城市中人，甚至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城市中祸乱根源出自于这些“农民工”。确实他们的有些人在这社会道德极度败坏的社会影响下，在难以生存的条件下，也做了一些偷鸡摸狗、拦路抢劫的事，但毕竟是少数，但这些却导致“城里人”对他们歧视的理由。只要发生一些被抢、被盗、秽亵、被奸的事，首先把目光投向他们，而他们为了避嫌，也只能自觉地侧路而过了。
他们在受现代社会不公正的待遇下，自然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来，在那时虽很穷，但大家都一样（他们接触不到官僚们的豪华生活），现在则差距太大了。这是他们宁愿沉浸在当年空头“高帽子”下生活的原因。
我们应为他们在中共统治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处于被欺骗、被压迫状态下呼吁：让他们自己自由地组织起来！让他们作为社会光荣的一成员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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