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军魂:川军2000官兵全部殉国
亲历者
李宗岱——时任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曹廷明——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战士
何宏钧——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四师文书
李兰亭——时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机枪手
鲍鸿海——时为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战士
编导手记
抛开之后的战绩不论,1937年川军出川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是当时中国“最糟糕的军队”。很难想像一支部队会因为军纪差、武器差、战斗力差等等因素而被排斥在抗击外敌的战场之外。但在抗战初期,川军的名声的确如此。
然而,就是这支“最糟糕的军队”,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几乎无役不从: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南京保卫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一四五师弹尽援绝,师长饶国华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3次长沙会战中川军是骨干兵团,全师4000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600多人;豫中会战川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在掩护友军时,司令部直属队与日军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
到抗战后期,曾经“最糟糕的部队”得到的评价是“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历史如此演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记载: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劝他不必亲赴战线,刘湘说:“过去(与国民政府)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随后,川军7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他们拒绝沉沦,他们选择知耻后勇,哪怕手里只有打不响的“汉阳造”和铁片磨成的大刀。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在前线川军每天必同声诵读的话。1月22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褒恤,追赠刘湘陆军一级上将,各界纷纷悼念,2月14日颁令准予国葬。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了极隆重的国葬典礼。其陵墓所在地辟为“甫澄纪念公园”。文革期间,刘湘墓曾被造反派砸开,开棺暴尸。八十年代中期,刘湘墓得重修,但尸骨已不可复寻。
1937年末,侵略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日军实行南北对进,企图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从而连贯南北战场。为了防御日军侵略,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调集64个师约60万人驻守第五战区。
1938年初,北线日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板垣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直扑临沂;西路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沿津浦铁路南进,进攻滕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60公里,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日军如果攻下台儿庄,既可南下切断陇海路,西取徐州,又可北上临沂,到时彭城不攻自破,津浦路不战自通,所以对我军来说,能否成功守住临沂和滕县,是这场战役的关键。
临沂会战——“钢军”也怕肉袒汉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进犯临沂,第三军团奉命阻击。战斗即将打响,空气中似乎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驻扎在临沂的第三军团完成布防后,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的李宗岱提笔写下一封遗书,但遗书写好后,他并没有将它邮回家中,反而随手烧掉,李宗岱老人回忆说:“当时鬼子占领的地方,屠杀的人很多,我们家里都没撤出来,老家被鬼子占了,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老人还在不在。”
自抗战以来,李宗岱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十分痛恨日军。他在空地上竖起两个木桩做成的假人——一个标明板垣征四郎,另一个标明矶谷廉介,然后就和战友们刀劈枪刺,经常劈砍得木片乱飞。
时第三军团的战士们,除了手榴弹之外,每人的手中都有一把大刀,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枪实在少得可怜。
2月下旬,第五战区长官部接到临沂急电:日军开始进攻临沂,战斗首先在临沂以北的村镇打响。
第一批冲上来的是日军的骑兵,李宗岱和战友们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老人回忆说:“等靠近点打马,把马一打,人摔下来了,马就往前冲,后边的人就变得惊慌,就乱开枪或者乱跑。”就这样,日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散了,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日军很快又重新组织起进攻。随着日军的狂轰滥炸,李宗岱所属连队驻防的葛沟阵地,已经遍地都是弹坑,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作战勇猛的李宗岱接任了他的位置。
白天的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当天晚上,李宗岱挑了20名身强体壮的战士,趁着夜色偷偷摸到日军的阵地。李宗岱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已经非常接近日军阵地了,连日军挖战壕的声音都能听得到,又往前爬了20多公尺后,就已经能够看到人影了。李宗岱率先冲向一个敌人,一刀下去,就削掉了他半个身子,敌人疼得直叫,跟在李宗岱后边的一个班长给了敌人一刺刀,将他结果了。随后,剩下的战士全部冲了上来。接下来就是近身肉搏,短兵相接。与李宗岱他们的大刀片相比,日本人的刺刀就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了。经过几10分钟的白刃战,日军开始向后溃退。李宗岱和战友们夺取了敌人的机枪,依靠着机枪的掩护,他们也迅速返回阵地。这场战斗中,20个敢死队队员中除了7人受伤外,无一牺牲。从战斗中获得的文件中,李宗岱才知道,他们偷袭的竟然是装备精锐的板垣师团田野联队。
板垣师团又称第五师团或广岛师团,是日本编组最早的7个师团之一,曾创下在中国战场和先后70余个师对阵的纪录,素有“钢军”之称。
李宗岱所在的部队,一向战斗力不强,但他们硬是打败了这支装备精锐的“钢军”。李宗岱说:“当时感觉就是我们这样子,就拼大刀吧,只有靠肉搏了。”
企图南进的日军被钉死在葛沟三天。3月12日清晨,200多名日军,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李宗岱连发动了第9次进攻。弟兄们已经杀红了眼,勤务、伙夫都抡起了大刀,日军再次被击退。李宗岱看了看旁边,原来100多个生龙活虎的兄弟,剩下的屈指可数。他命令残存的兄弟们把枪支砸烂,如果日军上来了,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坚决不做俘虏。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宗岱至今不能忘记,他说:“当时士兵只有几十个人,所以他们一个个把家属的名字、地址写给我。”战士们说:“我如果被打死了以后,帮我给家属捎个信儿,告诉他们,告诉我娘,我是怎么死的。”李宗岱也想自己的娘,但此时,他却只能抛开一切。种种迹象表明,葛沟阻击战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李宗岱说:“兵源都很少了,伙夫、马夫都在补充了,一直在想援军一定到了,一定到了,结果真的把张自忠念叨来了。”
就在李宗岱和战友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守葛沟时,第三军团的军团长庞炳勋急电李宗仁,请求支援。然而,此时第五战区能够调派的部队只有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凑巧的是,张自忠与庞炳勋结怨已久。
从驻防第五战区那一天开始,张自忠就曾私下向第五战区参谋长表示:在任何战场都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在战事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李宗仁不得不请来张自忠,诚恳地对他说:“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急率部前往临沂作战。”
听了李宗仁的话,张自忠没有迟疑,回答说:“绝对服从命令。”随后,他亲率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在3月12日黄昏赶到临沂市郊。当他见到庞炳勋时,原本忐忑不安的庞炳勋终于松了一口气,已经年过花甲的他紧握着张自忠的手,哽咽着说了一句:“荩忱老弟,愚兄谢谢你!”
张庞两人摒弃前嫌,共赴国难,临沂守军士气大振。随后,两军内外夹击向日军发起反攻。
曹廷明当时是五十九军三十八师的战士,他记得当时每个人发了4个手榴弹,“那手榴弹管用,就是不要命地往下扔,有多大的力气,使多大的力气往下扔。”老人回忆说。
提起那次的反攻,三十八师机枪手李兰亭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他说:“打得厉害呀,我们连就只有十四个人,我们一连人,一个晚上换三个连人。”
此时,已经困守葛沟三天三夜的李宗岱终于盼来了援军,他也带领剩下的战士冲了出去。在那次战斗中,无论李宗岱、李兰亭还是曹廷明,身上都挂了彩,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坚持同敌人拼杀,一向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从来没遇到过这样不要命的部队,不得不开始其侵华以来的第一次大溃退。
李兰亭记得,日本人撤退了,但日本飞机仍在向他们丢炸弹。“我和一个人背靠背的在那门口仰着头看,那个一阵风一样,把我们吹倒了,不晓得哪个道理,我往这边倒,他往那边倒,都昏过去了。”逐渐恢复知觉的李兰亭感觉耳朵唧唧地叫,他就把眼睛睁开,看见了太阳。他知道自己没有死,也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等他起来一看那个和他背靠背坐着的战友,脑袋已经被削去了半截,人已经牺牲了。
3月18日上午,临沂第一阶段战役全部结束,板垣师团3个联队基本被歼灭,五十九军和第三军团共歼敌5000多人,日军南下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被打破,蒋介石也因此发来了贺电。李宗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电令中的两句话:
开抗日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
战争结束后,李宗岱清点人数时发现,他所带领的连队仅存29人。
滕县保卫战——川军打出了声威
1937年,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抗战,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山西战场。当时,山西战场战况紧急,部队到了以后甚至都来不及集结,就急匆匆地开赴前线,仅仅9天,整个集团军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后来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想让他接收这支部队,李宗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第二十二集团军转战到第五战区。
1938年2月,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增援滕县,3月14日,滕县保卫战打响。
对于当时的战斗情形,何宏钧仍清晰地记得,他说:“敌人在城外攻击,用飞机、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而我们就是老办法:先尽量筑工事,飞机来了我们就到工事里面去藏着,等坦克后面的步兵上来后,我们就冲上去拼命。远距离打靠枪,近距离就靠手榴弹,还有就是用刺刀杀。”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连续进攻三天都没能攻下滕县。
3月16日黎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驻守滕县的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滕县已岌岌可危,但他对士兵们说:
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了。
16日晚,王铭章决定留下部分士兵死守县城,然后把主力撤到城外。何宏钧回忆说:“其实这个方案应该是对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不同意,要死守。”最终,王铭章决定死守滕县。于是,他下令城门全都封闭,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出,并且他还告知全城将士,他决心和战士们一起抵抗到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天晚上,除了西关以外,滕城已经完全被敌人包围。17日下午,日军炸开南门进入南城,东门随即也被攻破。当晚,日军攻入城中,王铭章亲率自己的警卫连向日军进攻。战斗中,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他高喊:“死守滕城!”随后饮弹殉国。何宏钧说:“王铭章下去以后发现敌人就打,但是你是手枪,人家是机关枪、步枪,怎么打得过,最后全部被打死。”
王铭章的尸体被连夜拉到利国驿,到那以后,他的夫人来认尸。何宏钧说:“夫人一看他那个袖口上的梭子花边,就认出来了,老夫人就开始痛哭,我们都痛哭。”说到这里,何宏钧已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王铭章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7日傍晚,还有300多名伤官伤兵滞留在西门一带,因为没办法逃出城,所以每个伤员都准备了一个手榴弹。战斗结束后,日军挨家挨户地清查,发现这些伤兵后,让他们投降,伤兵却陆陆续续走到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300多人就这样以身殉国。
3月18日,滕县宣告失守,至此,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及全师两千余人全部殉城。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父手谕
滕县保卫战打了三昼夜,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为鲁南各部队赢得了部署时间,凭这一仗,装备落后的川军就打出了声威。滕县城破后,何宏钧和一二四师的部分战士成功突围,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约40000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
台儿庄——台儿庄——
1938年3月末,本该是部队发饷的日子,但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鲍鸿海却没能领到军饷。他说:“那时候发几块钱,都高兴得很,不到月底就盼着,结果没有发饷就开上去了。”鲍鸿海所在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火速增援台儿庄。
部队还没有到达台儿庄,震天的喊杀声就已经传来。经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台儿庄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从3月23日开始,台儿庄就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争夺台儿庄的战斗首先就在北城门打响,日本对北门狂轰滥炸,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经过三个昼夜的猛攻,日军终于攻破城防,守卫小北门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的惨相至今仍印刻在鲍鸿海老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死尸谁也不知道是谁,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死人,天拂晓的时候看不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以后,哎呀,看得人害怕得很。”
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的部分已被日军占据,守军在台儿庄南关死拼不退,总司令孙连仲直接给李宗仁电话说:“第二集团军伤亡十分之七,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的回答是:“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鲍鸿海清楚地记得,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
“那时候用人,后勤部队都用上了,连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这些人都用上了。”鲍鸿海回忆道。
死守最后一点的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再次请求准予撤退,李宗仁坚决命令:“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有谁敢退过运河,杀无赦!”
该日黄昏,猛攻数日的日军也已经筋疲力尽,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被炮火声淹没了数日的台儿庄终于安静下来了。午夜时分,日军阵地突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经过激烈的拼杀,他们最终将东门桥夺了回来。“逐街逐屋的拉锯战,胶着状态了,他的大炮不能打,飞机不能炸,坦克车也用不上,这时候他优越的威力用不上了,可是我们大刀片可派上用场了,一声喊杀,劲儿可大了,都砍头啊。”回忆到这,鲍鸿海老人仿佛又回到了10年前的台儿庄。
仓皇应战的日军乱作一团,原本被日军占领大半的台儿庄,又被中国军队夺回。与此同时,汤恩伯率领的第二十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逼近。凌晨时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带了几个随员亲赴台儿庄指挥作战。
当时,二十七师七十九旅和三十师把日军桥外边的后援切断了,日军后续部队攻不进来,在台儿庄的日军就乱了阵脚,经过激烈的战斗,到4月7日早晨4时左右,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干净。
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7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历时14天,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全歼矶谷师团主力约10000多人。然而,胜利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中国军队损失将近20000人。李宗仁望着重叠仆倒在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台儿庄是红血洗过的战场,
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
他们的尸身是金石般的雕浮。
台儿庄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用血铸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在残破的北关城墙插上了国旗。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了纪念台儿庄战役所写的一首诗,回忆起往事,鲍鸿海老人显得有些激动:“仇报了,给中国人出口气了!都知道把咱的士气鼓励起来了,谁也不愿当亡国奴。”
台儿庄捷报传出后,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台儿庄血战,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1938年4月,在台儿庄遭受惨败的日军又反扑临沂,此时的李宗岱正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在攻打日军阵地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穿。“打鬼子丢了一只眼睛,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所以无所谓。那阵儿我的腿还没受伤,只是眼睛看不到没关系,手脚都还可以动。”
受伤之后,李宗岱被送到徐州兵站医院,7天的抢救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他的右眼却永久性失明。国民政府奖励给他24000块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800多两黄金。他把奖金连同自己的金戒指、金镯子一起捐给了抗日救亡中国会。伤好后他又回到了部队,他和所有战士们想的一样:只要鬼子还在,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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