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 毛泽东的发迹与在学丑事(图)

2011-03-16 15:15 作者:白瑜

（网络撷图）

毛之为匪，其性使然。有一次他邀了我们志愿军及其好友十余人，在学校后山赏月，有曷各言尔志之概。有人放言，将来竞选国会议员入阁（当年国会议员，可以入阁，亦可退回议会）。他说：“发梦！我们既非军阀或豪商子弟，皆寒素之士，谁有钱竞选。”大家恍然。又有人说：“将来考入大学，争官费留学，返国任大学教授。”他说：“那是庸才”；我们齐说：“杨老师呀！”（当时大家的偶像）他说：“那又当别论”。再有人说：“日之胜俄，普之胜法，皆归功于小学教育，我们既学师范，就干本行罢。”他置之不答。我们问他，他说：“造反！斩白蛇，起义师，成王、败寇。”我们再问他：“我们无势，无钱，从何干起？”他拍胸的说： “梁山泊英雄好汉从土匪干起。”同时他对曾、左、彭、胡的治兵要略，也有勤习。五四运动前他邀陈书农绕岳州再游洞庭湖之西（前此他与萧瑜游沅澧一带），经过我的家乡华容，还问我湘西一带“汉刘”（土匪帮会）情况如何。那时我有一表兄，世家子弟，有失管教，正在上山为王。他曾要我介绍，我说：“那！我不干，太开玩笑！”他骂我无出息。我为了一篇家乡土豪劣绅作恶的报导，他为我介绍何叔衡，在其主办的“湖南通俗日报”发表。五四运动，暑假放学，他在长沙出版 “湘江评论”，闹得冲天，怪事干完。驱张运动，北上代表团走到武汉，岳云中学代表黄英（号惠羣，后改名惠平），系茶商之子，家在汉口设庄，取款新置西装、 外套，毛谓其与军阀通，假奸细之名，罢其代表资格。翌年夏在长沙相遇，黄对我忿言：“此仇必报”，束装留学德国。在柏林反共，北伐时，回上海参加西山会议及改组派的反共，不久病逝，遗孀张平江四川人，大陆沦陷前当选立法委员，与谭惕吾一伙投共，在南京分别时，我以惠平与毛有隙相告，她只说：“我知道”。 “九一八”期间，我在上海教书，有同事黄英之弟黄俊，号宪章，留法学生，亲共。我告诉他，乃兄反共，他言其他，但以思兄心切，视我如兄，争论时，则以仇视我。

毛泽东性乖张而又孤癖，从到延安后，已世人皆知。他的幼时，所作所为，萧瑜的“我与毛泽东”，也有详述。萧瑜原名旭东，号子升，任农矿部次长改名，适逢南京夫子庙茶楼，有歌女萧瑜窜红，子升尴尬。

玆仅就毛和我湖南第一师范六年与在广州的相遇补述之。他的国学根基，要算不错，完全得自国文老师袁仲谦号吉六，靖县人，精通国学，俗称袁大胡子者。而台湾屡称周世钊为毛之师者（毛、周同级同学），正如称王海容为毛姪女（海容为毛之表兄兼恩师王邦模季范的孙女），同样错得离谱。袁老师教课极严，多采周秦诸子之书，文字训练亦严。玆擧外间不知者一小则，当年第一师范的足球运动，并不太差，一次与经过洋人训练的雅礼大学队，在教育会坪作锦标赛，输势已定，雅礼队着美国针织彩色球装，耀眼，毛一声喊打洋奴，秩序大乱，未终场而散。接着雅礼校队来信挑战，一师球队复信，满拟可对洋学生一显身手，大做文章，就教于毛。毛说：“太酸！”我亲见他全文勾去，只写：“既承雅约，何敢固辞？谨当扫园以待也。”（我曾袭用）毛又另批：“雅字双贯，雅礼挑战，你们义无反顾，败了自杀！”再擧一例他的同班同学刘能师，在全省运动会得长跑第一的银盾，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那玩意儿，皆珍奇之。学校愿付代价留作纪念展览。毛恶作剧，怂恿刘带回家，送入祠堂祭祖，作武状元奖。刘实心爱此物，乃携之弃学而逃。刘以后改名善韶，入东南大学习体育，就职于南京中央党部。先总统蒋公重视纪念周司仪，党部乃选以后可充模范的刘善韶。在重庆上清花园，一次同躱空袭警报，刘兄自叹少读书，埋怨毛害他一生。并笑谈另一件毛的缺德事，袁老师脾气古老，很难侍候，工役怀恨，毛故设计谋，唆使其捏造丑闻，诬害袁师名誉，袁师泪下，还惜毛难得善终。此事全校皆知，只以投鼠忌器未便宣泄，毛亦得免。袁为毛之恩师，毛几次学期平均成绩不及格应开除，皆以袁师力保得免。毛行路惯低头，作苦思状，阴沉可怕，故人疑其有肺病。毛终年囚首丧面，“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常情也”，毛独自拟王荆公。与同学诟谇，惯出：“禀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之言，我们亦常骂他：“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当年不过口头禅，谁知今日皆成谶语。六十馀年的沧桑，梦去痕留。

五四运动前，毛泽东往北京，关系他一生最大。如果他没有碰上李大钊，最可能到湘西做土匪。他两次绕洞庭湖，即是计划及此，那末最多不过贺龙之流，不会成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很早当上中委，窜入领导阶层，更窜入国民党中央，张大声势。毛到北大图书馆，适逢李大钊、陈独秀等组织马克思研究会，每次集会，毛系以服务资格参加。但讨论时，毛接得上头，因为袁老师教他周秦诸子之说，以此分析西方各派社会主义，颇有见地。加之他为杨老师私塾弟子，潜心研究逻辑学，也谈得上唯物论辩证法，且为李、陈诸先生赏识。又逢五四运动之来，苏俄革命已震惊世界，毛乃思行动，经上海有所秘谋，遄返长沙，利用情势发展新民学会，演变为共产党组织。驱张成功，随易培基老师返长，易师出长第一师范，封他为国民小学部主事（另搞自修大学），任他为所欲为，成为他发迹的基石。故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毛当上元戎，满志踌躇，再返长沙。冬令发动著名的湖南第一纱厂的罢工狂潮，他卖掉黄爱、庞人铨（甲种工业学生，无政府主义者）两个人头，又提携自己的夏曦、郭亮（第一师范的共产党）出头，声势浩大起来。黄、庞追悼会，立委韩中石兄记得挽联：“柏林巷，浏阳门，两处血钟同日响。桃源城，潭州市，千秋冤气几时消。”（按柏林巷指德国共产革命卢森堡，李布克莱西被杀事，黄籍桃源，庞籍湘潭），想必出自毛之手笔。至于毛之性恶，入共产后，祖师列宁，则变本加厉。毛任一师附小主事之初，求师范部英文老师杨宣诚（朴园）向易师（兼任湖南大学筹备委员）说项，让毛父分租湖南大学学田。易未注意，只说：“毛润之已可养家，乃父何必再下田吃苦！”杨师告毛，不料他声泪俱下，历数佃农之苦，掉头而去。杨师来台湾后，尚向湘人常言此事，立委成舍我兄亦闻此言。“九一八” 后，毛之同班同学单传世兄，奔母丧到沪，告诉我毛在湘赣作乱时，单原任新闻记者，在国军任政治部工作，被围，藏在农家，毛出示通缉，有意招降，单乃致书于毛有云：“有老母侍奉，异日追随”，又加上“兄欲为伍子胥，难道不让弟为申包胥乎？”毛竟解除通缉，得以逃脱。以此两事，那时毛之天良尚未全灭。毛之自传有云家道小康， 一向仇父，而实际上乃父初系贫农，毛本人孝亲，侍母且为纯孝。所以云者，当时一般知识青年，大都出自小资产阶级，或破落世家，用意招揽而已。

毛知道马克思多少，固不得知，而其祖师列宁，为害中国，则罪莫大焉。五十馀年前，我初抵莫斯科，参观列宁墓，见到苏俄特务头子滥杀无辜的遮尔辛斯基配享其侧，乃肯定布尔什维克为一贼党，苏联为一贼国。顿时又想到“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刼。”的名言，贼子、贼孙的史达林、毛泽东不足道也。我民国十三年见到毛泽东在上海，他已窜入国民党党部环龙路四十四号办事处，且得胡汉民先生的赞许，满以他恶性可改，料不到他越发冷酷。一同出来，他走上三等电车，我不得已，只好跟着，他笑我西装整齐，故意问我：“见到法国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没有？”满面仇恨，令人寻味。毛在第一师范时，已夸口将来要给洋人吃鸦片烟。十四年秋在广州，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反共！但我知道共产党人的可恶，比你更多，只要‘新军阀’一开口，他们都完了，因为他们只在城市抢官做，农村里全无基础。”我问他：“你自己怎么办？”他拍胸的说：“自有办法”。那时他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同时另兼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入冬，他秘密返湘，谅必是筹划农民协会配合北伐。据现任立法院萧秘书长先荫（第一师范同学）说：“在北伐之前，夏曦已是长沙不冠之王，北伐军入长沙，农民协会公开，军政要员往谒，更不容易。”我想这是毛布置的地下苏维埃。那次他潜返家乡，赵恒惕缉拿，他受好友县议员某通知，幸免。广州三月廿案发，国民革命军中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全部被捕，设班训练。我特别去参观过，那些受训者，皆系漂亮角色，官阶均不小。顿时惊奇老毛的先见之明。十六年冬，我在上海遇见好友刘某教授自江西来，他告诉我：“老毛已入井冈山做土匪，带了些农运讲习所学生。”（北伐到长沙也有开班招生）可见毛在广州“自有办法”的深谋远虑。在广州时，还有湘人周则孟者，乃兄是被另一湘西王蔡钜猷杀了的周则范。则孟自巴黎习美术返国，我们很熟。一日毛邀则孟往谈，依然是为了要了解湘西土匪事项，周全不知道，毛很失望。但谈得很投机，则孟拟为毛画一张油画像，要毛略加修饰，免去蓬头垢面，毛嫌麻烦，未果。毛留周在宣传部任画报工作，则孟笑毛太不知艺术价值，落得不欢而散。则孟回来对我们说：“奇怪！毛泽东想当土匪，不错！他的面貌倒像，眉宇之间，阴沉可怕。”另一次，黄一欧兄带我和周则孟等吊黄花岗烈士墓，归途一欧兄带着泪痕的说：“那是流的兽血”，并说那是毛泽东的话。我问过毛，他发誓否认，但说那是某一俄国人的批评，指为国民党狭义的民族主义落后的金字塔，随即被中共禁止，还是他发动的。十三年暑假，王季范老师到南京，东南大学的湖南一师同学十余人欢迎，在鼓楼月下茶会，有人问：“毛润之是否果眞仇父？”王师说：“父亲管教太严，儿子顽皮，其间冲突，常有之事，如此说说而已。”接着他又说：“毛家经济状况，自润之做事以来，已有好转，两个弟弟，已由润之带到长沙读书，润之并非不孝也。”总之，毛性恶，幼时环境使然，入共产党后，变本加厉，十六年武汉分共，很自然的寻梁山去矣。毛泽东何以未到洪湖落草？彼在北京，填词复柳直荀亡妻李淑一，开头：“我失骄杨君失柳”。柳为毛之亲信，柳、李婚姻，李称毛妻杨开慧介绍。柳曾到洪湖，后来战死苏区。收尾： “忽报人间有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正是毛必遭掘攻、鞭尸的写照。也就是毛心理上的恐惧。因毛之发迹，害死的冤魂，太多！太多！

毛泽东发迹长沙，一直是想走土匪途径，冀能幸成帝王大业。然而，古代圣主贤君，以德服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全不在乎；有些开国之君假行仁义，他一向阴阳怪气，又望之不似人君。其所以能入主北京，俄共、日寇、“美帝”（毛语）之赐。无俄共，他学不到列宁残杀的技术，无日寇，他延安亦不能保，无美帝，他何能轻取东北，直下江南？这不是毛能运用，而是俄共的本质险恶，日寇的天良丧尽，美帝迫我和谈的无知也。毛在井岗山，十八年起，被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在军事上给他的轻视、侮辱，廿年所谓中央苏区匪党政治局的成立，周恩来接替他党的领导权，继之以陈绍禹、张闻天等，苏俄走狗国际派的欺负、压迫。逼得毛之乖张孤癖一变而为疯狂，固然毛也能阴贼险狠，收拾那些牛鬼蛇神。毛学江湖术士讲演中国古书也可迷人。遵义会议，忽然毛能取得周恩来的拥戴，“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成功，以及赶走张国焘，如之日寇紧逼南京的种种凶燄，使得毛在延安稳定了霸权。忽喜忽惊的熬煎，增加其疯狂。俄共美帝的阴差阳错，保送毛匪到了北京，沐猴而冠。毛本土包子一个，一向不能登大雅之堂者（例如他在重庆，受奴性张治中隆重招待，手足无措，急得打破茶杯，我们在长沙一起，类似之事更多。）一旦坐进了故都皇殿，当然神经受了强烈的刺激，一开始，古宁头的碰壁，韩战的教训，使他夜郎自大侏儒自惭的“情意结”（史达林一向目毛为“乡下人”，朝俄能返回是侥幸），由疯狂而近癫痫。如毛未疯癫，入主北京后只凭他熟读荀子一书（袁老师教书注重荀子，毛得袁师嫡传，岂独不知“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何以倒行逆施全不知王霸之道？），在尚未开发的中国，早就奠下了全盘现代化的基础。近卅年来文化科学的进展，可与美、俄相埒了。何致有三面红旗、文 化大革命等等愚昧、丑恶、腥臭的措施。毛除反俄有种外，一无是处。可怜的毛润之！当年你狂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而今可以好自为之，何苦偏要遗臭万年？疯矣！疯矣！其实沁园春，全是疯话。他且说：“要在这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也就是毁灭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这又非疯而何？他能吗？ “传记文学”二O七号，拙稿所指毛匪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时两张相片，是伪造的，如果是眞的，面如其人，多少可凭，毛匪决乎不会成疯，胡作非为，一至如此。

毛泽东既已疯癫，人称瘟君者久之，何以北京匪帮又能支持迄今？此中周恩来是一大关键。周本人在南开并非健者，据当年南开五四健将的马骏（查良鉴兄与他五四同事）在莫斯科告诉我：“周恩来书没读好，只是在事务上替张校长跑腿，倒很玲琍，例如招待考生，安慰落第者，请他明年再来之类。虽在广州已露头角，将来很可能是个新官僚。”我在广州以及重庆的观察，马言不差。在延安周对毛的侍候，十分周到，善揣毛意，一味逢迎。毛在重庆汪山蒋委员长官邸，湖南一师同学萧自诚秘书，与毛闲谈，毛很客气。但是萧见周往谒毛，每必立正报告，必恭必敬，完全一付奴才相。（毛在一师首遭无政府主义者刘梦苇一派的打击的往事，在台只剩萧兄是个目击者。）中共到了北京，周已变为毛的红色太监，并看妖妃江青的眼色，贬少奇，杀林彪，周是帮凶。周只能在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他的“做官哲学”，刘、林上台，周就尴尬了，他们也必除周。因此死忠于毛，是周上策。如周不奴才，入北京后，共军头目固多老粗，一旦富贵。只知酒色，冒充进步，不问政治。而中共党人，总还不乏有识之士，能不问政治吗？周以宠宦而兼首相的地位，大可结合起来，同心协力，制止毛之疯癫，非不可能，何致危害国家，大乱至此。 周之助桀为虐，其罪能免乎？何况后来毛已瘫痪，彼时周如够称“权宦”，挟毛自重，亦大有可为。周不出此，故人称奴才。然而美国季辛吉捧周为“政治家”，只是季当年初出茅庐的浅识之谈。我去夏在美，对某大学某一系的学生谈到此一问题，目周为“红色官僚”。为我翻译的某世兄（系主任），且说听者能接受，并不以为我出谬论。回忆抗战前，我与李寿雍、王礼锡（已故）、周德伟、方壮猷（湖南一师同学）诸兄，在伦敦郊区马克思墓前，闲话中共。大家估计中共，不变则不能图存（搞土匪太离谱）。李认识陈毅，料他学美术的人，自由思想较重；我在广东与聂荣臻对过垒，他总还有几分书生气习；王与张国焘老友，且断言张必反毛。如此类推，中共必变，但绝未料想到他们能入主北京。其后，我见中共已经夺取政权，以为他们必会改邪归正，要以国家为念。而且幻想，中共必已有人商之于周，也想到有人不敢商之于周，怕他出卖。大陆同胞的大刼大难，周之罪不亚于毛，亦必难逃于后世也。

中共这卅年的乖错，影响世界极大，毛、周同罪，不仅贻害中国，全世界亦受其震撼，了无宁日。写到这里，报载华匪国锋访英，女首相柴契尔夫人盛情款待，且挟有香港华人巨商作陪。华匪往吊马克思墓，遭到英共的怒斥。马氏魂兮归来，其灵何安？我电话李寿雍兄未通，不知他的感想如何？接着看到“传记文学”二一○ 梁敬錞“八十年代世界之危机与告警”，使我回想到五十馀年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亲闻俄国教授所指，对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廿共和国（那时只有廿），应当策动其如何如何的反美，以及梁所告警的种种措施。而今苏俄豢养的古巴游击队，策动中、南美的政变与革命，闹得岌岌可危，加上东南亚的变色，伊朗、韩国之乱，一步一步的进逼。但是美国卡特政府只能对中共勾搭之热络，置竞选号召的“人权”于不理。其实华盛顿政府的脆弱，俄共一向了然，限武条约玩耍小孩子而已，只求不战而胜，或一击全胜，以时间扩展空间，而收坐胜。去年秋，我由美返来，特意安排在阿拉斯加住两晚。见到马路街名，英、日文并用，行人日本人甚多。往内地一游，挨斯基摩人已罕见。使我又想到，如帝俄当年没有克里米亚的战败，俄美公司（原称Crown Protected Russian-American Company）可获增资，也许有称俄国哥伦布的G. I. Shelikhov之北美殖民地，得以建立，何致极廉价的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则苏俄贝加尔到阿穆尔的铁路，而今可直达美国堂奥。又使我幻想，一九八三年苏俄贝阿铁路通车后，美国已受有包围，其西陲国防，恐怕非假手于日本不可，而且日本难以保全本土时，也只有托庇于阿拉斯加。美国现在的外交拙劣，不断的倾覆盟友，直接或间接送与共党，日本亦危矣。再回想到，中国大陆沦陷前，美国如不出卖中华民国，或者毛匪不叛国作乱，卅年来的开发，岂止富裕世界？而且早已安定了世界！能不唏嘘？美国政府，被称为善贾的政府，七百廿万元买进阿拉斯加，大发洋财，何以对中华民国政府五亿的贷款，独吝惜而违诺？乃致陪上千万倍价值的人民生命财产。“人权”不谈，生意经又何在？现在的美国政府，实在愧对他们的先贤，难怪他们称“毛泽东为廿世纪的伟人、周恩来为大政治家”了！我以毛之疯、周之奴，论断共匪数十年的胡行，谅非悖谬。

六十八年十一月四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