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我们饭醉、我们献花

当二月十二日埃及人在解放广场欢呼穆巴拉克下台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不眠的网民，也在推特、脸书及其它网站上，为埃及的重生高兴欢叫。有网友开玩笑说，看埃及民众赶走独裁者后的欢呼，中国人就像一位老光棍听到隔壁姑娘小伙，欢天喜地入洞房的艳羡。

“老光棍”虽是个谐谑的比喻，倒也切合专制几千年、独裁六十年的中国历史和现实。事实上“老光棍”也不是没有结婚的机会，清末立宪、民国初年、国共内战前夕、八九六四前都是上佳良机，可惜终未“成婚”。现在活在世上的不少中国人，对二十二年前那场可以“结婚”的机会，记忆犹新。虽然由于官方的血腥镇压，在大众传媒上至今遮罩，使许多人不了解六四真相，但对于那些过来人，却唤起了无尽的痛苦回忆。在穆巴拉克没有下台之前，网上不少人为埃及人祈祷，可以看到希望开罗解放广场不要成为第二个天安门广场的帖子。

埃及的幸运：军队不是一党之私

虽然时隔二十二年，相距七千里，世界各地的媒体、时事评论家以及许多网民，都不约而同地拿埃及这次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与天安门民主运动相比。埃及军方一月三十一日发表声明：“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对埃及人民动用武力”；二月二日埃及外交部发言人也说“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这里也不会变成天安门广场”。对埃及出现六四屠杀的担忧，终于变成对埃及人民非常幸运的欣慰。埃及军队是不是国家化暂且撇开不说，但与美国军方有多年的合作，造就其中立的立场，就足够避免更多不幸的流血事件发生。从突尼斯和埃及之变，再看中国，重要的区别就是官方的社会控制能力的不同，与中国十分暴力的独裁专制相比，突尼斯和埃及只能算是开明专制。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变化，首先要看该国社会控制力的系统化。社会控制力包括强硬控制（军队、警察乃至基层民兵等）和柔性控制（资讯遮罩、混淆愚弄、愚民教育等），是社会变革的巨大阻力。而强硬控制中，别说本．阿里，就是穆巴拉克对军队的控制，也远不是很得力。我不知道埃及军队怎么管理的，但像“支部建在连上”││这样对军队的控制，也是中共克敌致胜的独家法宝和统治社会的不二法门，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们恐怕连做中共的小学生也不够格。甚至中国学者们，大多也不明白“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比所谓的“遵义会议”、“长征”乃至“土地革命”更重要的基础性的、革命性的战略││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严密的军队组织建构，使得党指挥枪、军队彻底沦为党派的私器。

虽然中共与突尼斯、埃及在军队管理方面很不相同，但并不是说中共坚不可摧，其稳固可至千秋万代。有一些人夸大独裁的管制力量，说他既有军队，又有警察，还有无处不在的眼线，但事实他绝非无所不能，甚至有不少时候可称是无能。他们可以控制住比较理性和按部就班的维权者，如律师、上访人士、以言论为旗的人，但像定时炸弹一样无处不在的群体性火苗，却不一定能准时发现。他们可以抓住良知人士，将其投进监狱，并不知道下一次的瓮安、石首事件，何时发生且在哪里发生。他们能监控的静态维稳已经力有未逮，无处不在的野火一般的群体事件，更是疲于奔命。像所有的独裁政权一样，中国何时变天、怎么变天，是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的事，独裁者自己也无法逆料。这就像清王朝无法知道赵尔丰对成都群体事件处置不当，如何引起了湖北武昌首义的蝴蝶效应一样。虽然如今的官方比清王朝在监控力上更高更强，但互联网时代的同步效应和声东击西的效果，群体反抗的力度也超过清朝。所以抗争的前景是很不确定的。

官方媒体选播少量真相欺骗民众

拿我来说，作为“老光棍”集体的一份子，为什么对埃及赶走穆巴拉克，获得重生的机会，发自内心的欢乐呢？那是因为少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少一个独裁者，就令中共有兔死狐悲之感，同时也增加民众战胜独裁的必然信念。事实上屈从中国而拒绝出席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的国家中，两个月之间，已有两个国家的独裁者倒台，还有苏丹分裂成南北苏丹，这是两个月前谁也没有料到的绝妙讽刺。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自己力量不够大时，心理和意志上的坚定，会使双方的博弈变得对己有利。当独裁强大，高压恐惧之时，人民总是像埃塞俄比亚谚语所说那样：“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总有一天，人们会把默默地放屁，变成游行示威的怒吼。

对突尼斯、埃及这样的民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叶门、约旦、叙利亚、伊朗、巴林、利比亚乃至俄罗斯的反政府游行，中国官方都处于高度紧张和不安的观察之中。关于中东民主运动的消息，传统传媒自不用说，只能用新华社的通稿。就是网路媒体也只能混淆视听，只说“社会动荡”乃至是“动乱”，或者只说是“反政府示威游行”。事件原因，则只说表皮的经济问题，完全不触及独裁制度这一实质。直言之，这是以少量的真，掺杂大量的假，选择部份的真相来引导民众思路的新闻管制模式。比之完全的封杀，更能欺骗和麻醉人民。

国内微博无从搜索埃及和穆巴拉克的资讯。而央视报导埃及只显示空荡的街道和冷清的店门，没有万众欢呼的动人场面。其潜台词就是，“你们看嘛，乱成埃及这个样子......”，当然只有维稳好。民众根本不清楚埃及民众已经赢得了取代独裁的自由。造成中国人活得如此安稳而自傲于埃及人的错觉。

由于传统传媒的严控，以及网路拜ＧＦＷ遮罩之赐，因此，知道突尼斯、埃及等国民众争取民主自由之实情者，在中国可谓百不得一。这种对整个社会的严控，在世界上除了朝鲜之外，绝无仅有。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通过各种管道了解中东革命的真相，并在网路上隐晦地加以传播。比如微博禁止“穆巴拉克”，网友就用“木瓜拉克”来逃避审查，然后又有“义工”四处转帖。

贵州民运人士勇敢散发传单

更加令人感佩的是贵州的民运人士，他们从大年初三亦即二月五日开始，即在贵阳人民广场、黔灵公园及街头等地，公开宣传突尼斯和埃及民主运动的资讯。遭到当地警方的阻扰而不屈服。贵州民运骨干陈西事后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他们要从糜崇标老先生的手上抢夺资料，老先生和其他民主人士，便将手中尚存的数百份印刷品抛向人群，不给国保没收。他们要抓人，在场的民众声讨他们的行为，所以最后没有抓成。”发传单者之勇敢，民众之围观，使得国保也有所忌惮，后来甚至愿意花钱买下他们的资料而未果。二月十五日贵州人权研究会在贵阳人民广场上设立“民主橱窗”，宣传民主自由的理念，让民众了解中共曾经说过的民主言论和中东民主革命的真相，参加的有两百多人。

无独有偶，在二月十二日埃及独裁者下台后，中国杭州的一些同道们如魏山水等准备庆祝“饭醉”，结果被闻风而来的国保阻止，并抓走了魏山水。魏山水大胆质疑国保：别人吃饭庆祝一下独裁者下台与你何相干？杭州国保不仅阻止了魏山水等人的“饭醉”，十二月十六日还成功地将到杭州游玩的贵州民运人士廖双元抓捕关押起来。国保警察直言道，就是要防止廖双元和杭州的朋友们谈“茉莉花革命”。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不仅有广州网友在英雄广场置放写有“热烈恭贺埃及人民推翻独裁”的纸条和鲜花，还有人在网路相邀去埃及驻北京大使馆，给埃及这个被民主革命解放的“情人”献花。而做出献花行动的除了北京网友周莉外，还有二十多位访民，虽然没有找到埃及使馆所在地，但看到使馆区增加了不少的警力。其中有王学勤、张秀华、苏文娟三位访民被抓，直到下午才放出来。

最为离谱的是上海律师李天天在网路上说准备庆祝一下埃及变天，根本没有具体的行动，就有警察凶神恶煞地上她家来警告她，甚至威胁其家人的工作。与埃及变天有关联的事件尚有从去年起开始发酵至今的陈光诚事件。由于陈光诚去年九月出狱后，全家依然受到严厉的管制，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激起一些良知人士的不满：前有陈云飞、何培蓉、高兴波去探视，受到非难和毒打。后有法国、美国的记者去也被赶走，没收记者证、砸烂采访设备。二月十六日北京因此限制了许多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生怕有更多的人围观山东驻京办和到临沂围观陈光诚，造成类似埃及的聚众示威。

与此同时，由于埃及革命的成功，和埃及军人不把枪口对着人民，天安门事件也再度受到媒体的关注。曾拒绝镇压学生的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的近况被港媒报导出来；曾参与镇压六四的前军人张世军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第一个表达愧悔之情，高度赞赏埃及军队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还说军队应该国家化，而不是像现今一样党指挥枪。

独裁者残废人民，也在自废自残

二十二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最后惨遭屠杀。使得很多中国人从此犬儒颓唐。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没有宗教信仰，大家被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思想根深柢固地浸淫。但爱自由的心是无法完全死灭的，北非的民主自由运动作为“引信”，唤回了一些中国人对八九民主运动的沉睡记忆，这正是中国官方最为惧怕的。

不少人以为穆斯林世界及其文化天生不适合民主。其实这样的短视和偏见，往往是被独裁者的“国情论”和本国特色灌输和愚弄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类经验表明：独裁统治一定会垮台，不需要你打破脑袋想它垮台的概率。如何垮台、何时垮台？也毋须像买彩票那样去赌机会，只需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很多人往往只看到阻碍资讯自由流通，遮罩真相，对争取权利者不利的一面。而看不到这样的社会管制方式，对独裁者同样有着巨大杀伤力的一面。在一个资讯不能自由流通的社会，独裁者高层，通过“国内动态清样”、“大参考”等“邸报”方式，不可能了解社会的真实。现在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与任何机构一样，都在实行逆淘汰，根本没有观察、分析社会的人才，看看他们的社论，你就能知道他们无法知道社会民情，和社会底层下面蕴藏着多大的岩浆，哪个时候爆发，其威力有多大，就更无从知道了。

同理，部份或者完全断网，以及屏敝所有手机、电话等通讯工具，对在群体事件和社会运动爆发时，于独裁者拿捏方案也非常不利。当然或许两相比较，更不利于争取权利者，其实这就相当于回到更为原始的“起义”状态。哪怕在这样的情况下，独裁者在与民众的对垒过程中，垮台也是必然的事。有人说独裁者内部建一套独立的通讯和网路系统，与外界完全是平行运营，其实这也是枉然。他们不是超人，其机构更不是万能。

学者龚小夏在一篇文章中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分析人员曾经举行过一次内部的总结。有人在那里感慨地说：‘我们在冷战时间花了大量资源去了解到底苏联领导人知道什么样的秘密。最后我们才发现，他们知道得很少。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国家要垮台了。’独裁者无所不用其极地封锁真相，把人民弄成半残废，同时也自废武功。交战理想的结果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但现在往往适得其反，“杀人八百，自损三千”。

生活在专制制度之下，热爱民主和深感恐惧，都有一定的传染性，但两者的传染却因风险上的考量而有所不同。前者是积极的行为，必须有所付出，故代价稍大；而深感恐惧，可以隐匿不做事，可以委屈地保全自己。埃及革命成功后，网上流传了一副对联：“木乃伊已觉醒，走上街头振臂呐喊；兵马俑仍沉默，站在坑底俯首听命”。其下联对中国民众的麻木有非常到位的批评。

但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独裁政府的统治是相似的，但独裁政府的垮台却各有各的不同。远的不说，本-阿里的垮台与穆巴拉克的垮台就很有不同，虽然同因民众游行示威而下台。当齐奥塞斯库威风凛凛地在广场讲话的时候，他哪里知道一声打倒他的呐喊，就形成骨牌效应，而落得身首异处。百分之百高票当选的萨达姆被美军打得溃不成军时，中国的“军事观察家”张召忠还牛哄哄地说美军会遭遇巴格达的巷战阻击，他哪里知道伊拉克人民用推倒萨达姆塑像的方式来欢迎美军呢。

夏虫不可语冰，独裁治下的思维不可理解独裁垮台时人民的想法，张召忠此之谓也。对貌似强大的中国独裁者，应与萨达姆、穆巴拉克等一律看待。独裁的垮台是必然的，在这点上没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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