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这次右派错在哪里？(组图)

2011-03-06 16:08

作者为美籍华裔评论家。曾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等从事新闻研究。对两岸与全球局势有独到见解。

2月18日，一位美国妇女挥舞着埃及国旗，俯瞰着开罗塔利尔广场上数十万的埃及民众在欢庆穆巴拉克下台。Getty Images

穆巴拉克一向被视为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欧巴马上任后，“两巴”已经拥抱过了。图为2009年6月4日，欧巴马与穆巴拉克在开罗会晤。Getty Images

长达三十年专权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不到三个星期，就被人民抗议运动赶下台，成为近代人类民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所以发生，根本不是什么外力起了作用，而完全是埃及人民自己奋斗，或者说是孤军奋战的结果！

对这一点，《纽约时报》两位都懂阿拉伯语、深入埃及现场采访的专栏作家，异口同声这样认为。中国八九天安门运动时《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说，埃及革命甚至都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的道义声援，他对此强烈批评；该报另一位专栏作家，曾以《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等专着得过三次普立兹奖的中东问题专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从开罗解放广场发回的专栏更是强调这一点，说对埃及革命的最准确描述应该是，这完全是埃及人民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他们依靠自己，也为了自己，没有外力，“只凭自己的力量、团结和创造性”。这位美国知名的以写中东问题见长的专栏作家总结说，这场埃及革命，是一场“全然的自创革命”（total do-it-yourself revolution）。

美国务院妥协、愚昧、官僚

为什么这场埃及革命没有得到外力的支援？这跟美国内部左派、右派对这场革命的错误解读和立场有直接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并一直是自由世界的旗手，所以美国的态度和立场举足轻重。但面对这场埃及革命，美国的最初反应可谓不知所措，因为毫无从政、行政经验（曾只是社区组织者）的欧巴马总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邪恶，更别说对付邪恶。

除了有左派的浪漫幻想，他的国际和外交知识也相当贫乏。他出任总统后，出国访问到处鞠躬，给日本天皇鞠躬九十度，向沙乌地阿拉伯那些脑满肠肥的王宫贵族大弯腰，甚至还跟美洲的小霸王、委内瑞拉的强人总统查维兹握手言欢；跑到欧洲代表美国到处道歉，试图讨好所有国家。他以所谓“不要把美国的价值强加给其他国家”为由，全面从前任布希总统向全球推广民主价值的战略后退。所以一年多前伊朗发生人民抗议事件时，他清楚表明，美国“不支持伊朗的政权改变”，要跟伊朗“合作”。

在这种背景下，可想而知，欧巴马怎么可能会全力支持开罗广场的埃及人民。而且穆巴拉克一向被视为美国在中东的“盟友”，欧巴马上任后，“两巴”已经拥抱过了。
而希拉蕊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更是以妥协、愚昧、官僚著称。那些也是养尊处优的官员，注重的多是什么区域稳定、双边合作，看重的是统治者（以及怎样跟他们拉关系），而不是道德的力量、人民的权利等这些更根本的价值。

一“伊”障目，不见中东

但美国左翼政府的这种德性由来已久，并不稀奇。被称为美国最糟糕总统的吉米．卡特，当年处理伊朗革命事件时就是一塌糊涂。当时一百五十名伊朗军官决心要制止何梅尼的毛拉专制，但卡特要他们“服从”。结果这些听了卡特劝告的军官，后来都被处决了。

所以有美国学者认为，伊朗走到后来那种疯狂地步，吉米．卡特等这些对邪恶充满幻想的左疯们，负有很大的责任。更不要说当年卡特为跟共产中国建交，而抛弃了台湾。但这个极左政客，却被古巴独裁者卡斯楚赞美为“有道德感的人”。

但这次面对埃及革命，最不能让人原谅的，还不是欧巴马们，因为左派对邪恶的浪漫和无知历来如此，而是美国的右派。右翼保守派一般都被认为比较反共、反专制，对邪恶有相当清楚的认知。雷根总统时，曾明确地喊出“推倒柏林墙”，等于吹响了结束东欧共产专制的号角。

但这次面对埃及事件，美国很多保守派，几乎不约而同，都对埃及这场革命不太乐观，对上街游行的民众不太相信，一再强调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因而希望保住穆巴拉克。像美国知名的右翼有线电视福克斯的王牌节目主持人汉尼提（Sean Hannity）、葛伦．贝克（Glenn Beck），还有全美收听率最高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等等，都是如此。这些右派所以这样“反应”，主要是在三点认知上有偏颇：

第一，被伊朗的何梅尼革命吓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杯弓蛇影的恐惧症。看到埃及民众上街，就想到伊朗革命，想到何梅尼，想到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台，想到毛拉们掌权。但这是一“伊”障目，不见中东，没有看到埃及跟伊朗的国情不同，更重要的是，时空、时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联合小恶对付大恶

第二，他们的资讯不足还是次要的，更主要原因，是不少右派也是过多注重什么策略，把区域稳定和所谓国家利益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结果，为了所谓区域稳定，美国就得支持穆巴拉克，支持沙地阿拉伯的王公贵族。而对那里的专制，对女人露脸都遭惩罚的黑暗，不那么看重。

但正如前以色列副总理、畅销书《民主论：战胜专制和恐惧的自由力量》的作者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所说的，所有独裁政权，都是本国不稳定的根源，并威胁周边国家安全。独裁统治下的稳定，一定是虚假的，因扼杀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定期公平选举（发泄民怨，换人上台），一定会积攒民怨的岩浆，等待一次“更大不稳定”的火山爆发。

所以为了暂时（实质是表面上）的“稳定”而支持或默许独裁者，从长远看，会酝酿更大的灾难。其实美国当年对伊朗巴列维国王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国营化、贫富悬殊、腐败、专权等）持默认或纵容态度，也是导致后来出现大反弹、何梅尼上台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联合小恶对付大恶”的理论作祟。这种理论是典型的不顾道德原则，只讲策略利益的算计。结果导致美国政府默认、甚至跟独裁者合作，严重延缓了那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例如美国当年支持南韩的独裁者朴正熙、全斗焕，以及菲律宾的马可仕等等。现在支持埃及的穆巴拉克，沙地阿拉伯的贵族，约旦的国王，叶门的专权者等等，都基于同样的思维。

台湾为何失去联合国席位

一般来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往往跟民主自由价值在一个轨道或方向，所以美国强调“国家利益”时，等于是在推行普世价值。但是当与这些根本性价值不相符时，这个“国家利益”就只是一届美国政府，甚至一个总统的利益，而且往往是政客自己的私利。

例如当年右翼的尼克森总统访问北京，当面谄媚毛泽东，要跟红色中国建交，而抛弃台湾，表面理由是为打开中国大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但实际上，只是尼克森自己要获得党争资本，积攒政治遗产。因为尼克森的“亲北京”政策，根本没有推动中国开放和进步，反而由于美国的背书——等于认可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巩固了毛政权；一直到毛死，中国都没有丝毫的开放和政治宽松。“尼克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说，整个是一个神话。

而且即使所谓联合北京（小恶）防范和对付莫斯科（大恶），也没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或者说是自欺欺人。因为在根本的意识形态上，中共和苏共还是在同一轨道，如果真有关键时刻，中国会拥抱苏联，绝不会联合美国。所以尼克森、季辛吉等政客们的做法，只是起到给邪恶壮胆、损害自由价值的作用；而且牺牲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埃及和中东人民真是不幸运，伊朗何梅尼革命时，美国是怯懦无能、又对邪恶完全无知的卡特掌权；今天面对埃及革命引发的利比亚、约旦、叶门、巴林、伊朗人民的上街抗议行动，白宫又是同样的左派总统（也同样无能，现在就被称为卡特第二）欧巴马；同时更不幸的是，很多美国右派，也持糊涂甚至愚昧的看法。

但正如埃及革命所展示的，他们完全不靠外力，自己团结起来，勇敢追求自由，结果赶走了独裁者。他们的成功，给全世界独裁国家的人民、争取独立的地区的人民的一个最重要启示是：不要指望、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而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曹长青网站：http://www.caochangq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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