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更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说白了是一个制度问题。
帝国是王国的合并，它不可能是原来王国的简单相加。它要考虑政治中心的统治力如何能够达到最边远的界限。在古代，帝国都会出现一个对王国制度的根本性的革命。这样才能够与帝国的规模相统一。在近代美国出现以前，疆域宽广的帝国规模的国家无不走向中央集权。这不是哪个人、哪个皇帝的问题，而是这个制度的必然规律在推着它走向中央集权。
中国是比较早地走向帝国的，在走向帝国的过程当中，秦始皇做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事情：废了封建，立了郡县。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没有走出两个人定的制度，一个是在公共生活当中，秦始皇定的郡县制；还有在家庭生活、伦理生活方面，人与人横向方面，没有脱离周公的宗族制。这两个人到现在还在制约着中国人的生活。因为知识分子往往强调立德、立言、立功，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制度的能力，所以才把立制排除在外去立德、立言、立功了。
中国两千年来制度的核心，就是封建与郡县的纠葛，事实上就是从秦始皇立郡县破八百年的封建以来，后边两千年一直在争论，一方面涉及到客观的制度层面的安排，到底是周代的分封天下合理，还是秦始皇的郡县制合理，这是一个客观问题。还有一个主观的价值问题，到底封建是天下为公，还是郡县是天下为公，至少是唐代，我们还能读到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是赞成封建制的。可见，封建和郡县是确确实实的中国问题。
如果寻找中国的政治问题的话，这个问题之一就是封建和郡县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被后来的教条主义遮蔽掉了，它把人类发展说成是五个阶段，把秦始皇以来一直到五四命名为封建社会。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有争论的，这两千年是郡县制，很难说是“封建社会”。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里抓住了这个核心，就是秦始皇那个时候立郡县，开天辟地。而且两千年里，一直没有终结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虽然到唐代的时候，有柳宗元这么雄辩的人为它辩护。但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大家又把这个陈年老账翻了出来，明末清初面临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三百年明代江山灭了，最后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农民政权，而是满族政权。那时候南方三个知识分子坚持抗战，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康熙时候，都不肯下山，不愿入清朝做官，这三个人当中，就有人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我觉得，思想家顾炎武对这场天崩地裂大巨变的反思是超越同时代人的。现代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他超脱了朝廷兴亡这个狭隘的眼界，可是到了毕业歌中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殊不知顾炎武的这个“天下兴亡”就是破这个“国家兴亡”的。
顾炎武的另外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突破性的、天才的贡献，他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正在酝酿什么事情，完全是靠本土的政治起伏、制度兴亡的逻辑，独立地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出路在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我想这是中国古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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