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更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说白了是一个制度问题。
帝国是王国的合并,它不可能是原来王国的简单相加。它要考虑政治中心的统治力如何能够达到最边远的界限。在古代,帝国都会出现一个对王国制度的根本性的革命。这样才能够与帝国的规模相统一。在近代美国出现以前,疆域宽广的帝国规模的国家无不走向中央集权。这不是哪个人、哪个皇帝的问题,而是这个制度的必然规律在推着它走向中央集权。
中国是比较早地走向帝国的,在走向帝国的过程当中,秦始皇做了一个开天辟地的事情:废了封建,立了郡县。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国人没有走出两个人定的制度,一个是在公共生活当中,秦始皇定的郡县制;还有在家庭生活、伦理生活方面,人与人横向方面,没有脱离周公的宗族制。这两个人到现在还在制约着中国人的生活。因为知识分子往往强调立德、立言、立功,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制度的能力,所以才把立制排除在外去立德、立言、立功了。
中国两千年来制度的核心,就是封建与郡县的纠葛,事实上就是从秦始皇立郡县破八百年的封建以来,后边两千年一直在争论,一方面涉及到客观的制度层面的安排,到底是周代的分封天下合理,还是秦始皇的郡县制合理,这是一个客观问题。还有一个主观的价值问题,到底封建是天下为公,还是郡县是天下为公,至少是唐代,我们还能读到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是赞成封建制的。可见,封建和郡县是确确实实的中国问题。
如果寻找中国的政治问题的话,这个问题之一就是封建和郡县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被后来的教条主义遮蔽掉了,它把人类发展说成是五个阶段,把秦始皇以来一直到五四命名为封建社会。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有争论的,这两千年是郡县制,很难说是“封建社会”。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里抓住了这个核心,就是秦始皇那个时候立郡县,开天辟地。而且两千年里,一直没有终结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虽然到唐代的时候,有柳宗元这么雄辩的人为它辩护。但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大家又把这个陈年老账翻了出来,明末清初面临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三百年明代江山灭了,最后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农民政权,而是满族政权。那时候南方三个知识分子坚持抗战,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康熙时候,都不肯下山,不愿入清朝做官,这三个人当中,就有人探讨,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我觉得,思想家顾炎武对这场天崩地裂大巨变的反思是超越同时代人的。现代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他超脱了朝廷兴亡这个狭隘的眼界,可是到了毕业歌中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了,殊不知顾炎武的这个“天下兴亡”就是破这个“国家兴亡”的。
顾炎武的另外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突破性的、天才的贡献,他不知道那个时候英国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正在酝酿什么事情,完全是靠本土的政治起伏、制度兴亡的逻辑,独立地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出路在寓封建于郡县之中,我想这是中国古人能够达到的最高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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