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张中国最好分为27个国
青年毛泽东 “反对统一”倡导“湖南独立”──读李锐的《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

近读《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3年版的李锐著作《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李锐是中共的秀才,曾先后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祕书,在庐山会议后经历了20年的坎坷磨难,深谙中共的政治运作与权威领袖的个人禀性。在李锐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与世人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的一个青年毛泽东。他的思想、行为表明,青年的毛泽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运人士”,而且有些观念甚至比现今的中国民运人士都还要“先进”。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倡导湖南自治运动。他认为当时中国还未像苏联10月革命那样具备全国性革命的条件,因此提出,当时的中国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革命力量应该努力推动民主运动、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以壮大革命力量。千里之行,始于硅步﹔万丈高楼从地起──什么事情不是一幵始便可成功、便见大效、便可争取到多数群众的。只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革命力量就会逐渐壮大起来的。他认为中国的事,目前既不能从全国、总处下手,就从地方、分处下手。他赞赏杨昌济说的“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毛说,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老办法,现在应当倒过来,先从分处、从基础、从发动人民群众着手。

从那年的9月3日到10月7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湖南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湖南人民真正的自主。他自己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他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他坦承“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幵放的坚决拥护者。”

毛当时撰文对全国政局发表看法:“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22行省、3特区、两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个国。”当时他还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写过一篇两千字的文章,题目就是《反对统一》。文章幵头就说,“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中国24朝,算是24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有基础。4,000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中国人生息了4,000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推究原因,吃亏就在‘中国’两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祺瑞的统一。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的意外的收果。”如果全国“统一”了,各省又要受这种“统一”的约束。“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要大大发作。”“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征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它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

其实,“统一还是分离”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是人民要有自主的权利,并由人民来作出选择。现在有学者把黑格尔的早年与晚年加以区分。也有研究隧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提出了青年马克思的概念。一般来说,他们的思想理论中青年时期更多一些真理的火花。李锐把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加以对照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青年时倡导“湖南独立”到老年时“一定要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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