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历史，有时就是这么的荒唐
一九六二年五月，香港郊区与中国边界之间的华山上。
进入酷暑之季的南粤，烈日暴晒、酷热难当。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麇集在华山的山头上。因为害怕被抓，像小野兽一样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丛中，一些孩子因为恐惧在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又饥又渴，有人晕倒在地上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即将崩溃的越境者们一看到是背着相机的记者，认为救星来了，顿时，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下叩头求助。哭泣之声震动草木……
五月中旬，香港《星岛日报》、《明报》等所有媒体整版整版地刊载发自华山的消息：“因为害怕军警抓捕，他们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来到附近村里人家讨要吃的。有些难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生命已十分危急。”
“记者赶到该区采访时，华山打靶场后的山边，已有数名难民死亡在那里。他们因风声紧，不敢下山，但在此烈日炎热天气中，极度疲乏饥饿。造成死亡。”
在人权法制都相对完善的香港，出现了这一幕幕人间悲惨的场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定格在一九六二年“六二”大逃港事件中！
一、沙头角事件
中共建政后，六、七十年代几次边民大逃亡，对于从身处那个风雨飘摇年代里走过来的人来说，无疑于一场恶梦，但有些事情就是荒唐得使人不可理喻，比如发生在南国边垂、被大陆官方定性为“六二”大逃亡的最大逃港事件，拨开历史的迷雾，捋顺事件的来龙去脉，发现就是中共当局一手导演的！
按照贯例，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其一个背景，“六二”大逃港事件亦不例外，这个背景就是六0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震撼世人的大饥荒，如果说中共当局，把五七年以前历次小规模的逃港事件与同是六二年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大批居民逃往苏联的事件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的话，那这次“六二”大逃港事件，就是一出不折不扣自导自演的荒唐剧！
自从一九四九年大陆经历过“土改”、“四清”、“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的运动后，中国大陆便陷入了一场连绵几年的空前绝后的大饥荒中，关于那场大饥荒，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直到一九六二年，无论从大陆官方或民间，都可以查到在短短二、三年中，中国大陆就被饥饿夺去三、四千万人口的性命，当局对出了这样天大的事除了极力掩盖外，实在也找不出一个适当的理由来搪塞推脱责任！然而，虽然“不屑”向世界解释理由，背地小动作还是应该有的，这出“小动作”的触角与场景便选择延伸到了南国的边垂之地——宝安县。
宝安县邻接香港，与港英当局有一块共管的地方——沙头角，一条街分成了两半，中间有一块光绪年立的界碑。街北边是归大陆管辖，街南边是英方管辖的。两边相隔那么近，借用当地人一句话：小孩子滚个铁环，也常常从中国滚到了那边去。遭受饥饿袭击的大陆百姓，己笼罩在长达二年之久的饥饿岁月里，那时内地省份许多地方，己被饥饿肆虐得十室九空，饿孚遍野，了无生机，而边垂百姓的日子同样处于快饿死状态，眼看着界碑对面的人们生活丰衣足食，心里咋能平衡下来，怨气加上为了活命，晚上常常有人斗胆越界逃到对面去。
沙头角的港英一方，每天都要派一些巡警在边界巡逻，由于饥饿，界碑这边常常有一些小孩站在那里，眼睁睁瞅着那边，希望得到一些吃的东西，对面的巡警，也常常趁这边没大人的时候扔一些糖果、面包什么的，发扬点人道主义，时间一长，界碑边上围站的孩子更多了，有时候年青的英国巡警向孩子们摊开两手，耸耸肩，表示忘带吃的了，饥肠辘辘的孩子也不愿离去，这事于是被思想觉悟高者反映到沙头角的书记曾福耳朵里。
“妈的！黄毛佬，这不是欺负人吗？”“饥饿不要紧，接受施舍太丢人”，身为沙头角支部书记的曾福丝毫没有受饥饿的影响，平日里红光满面，和面黄肌瘦百姓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受了欺侮，是洋人存心给这边找难堪，于是，他找到时任宝安县县委书记的李富林。
“英国人太张狂，敢过界碑这边来给小孩派糖，是不是搞他一家伙啊，李书记？免得他们那么嚣张。”曾福摩掌擦拳。
“我们的边防人员为什么不制止？”
“人员太少，看不住，小孩又多，撵不走！”
“是应该给英国佬一些颜色看看，咱中国人受了外国人一百多年的气了，如今我们生活困难，他们还在奚落我们!”李富林想了一下，又觉得这是涉外的事情，别冒然采取行动，不然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他坐着专配的美国“别克”车，带着曾福等人沿着沙头角边界转了一圈，回到县委办公室，一个惩治英国佬的计划便和曾福一干人商量好了。
沙头角边界上，几个小孩在眼巴巴地望着界碑对面，对面的英国巡警开始换岗，几个年青的英国巡警嬉笑着来到界碑旁，一个巡警从铁皮筒里刚把饼干、糖果递到小孩手里，忽然对面街铺楼上一阵弹弓石子射过来，打飞了警帽，二三个巡警头上肿起了大包，疼得哇哇乱窜。
但此举仍然没能阻止对面巡警给小孩们发送吃的东西，于是第二个计划在曾福脑海里接着出炉了！
这天，小孩们刚刚接过一个巡警手里的糖果，他们的身后忽然窜出来一个练过拳脚的小伙子，对着弯腰发糖的巡警一个上勾拳，接着又对另一个巡警面部猛击两拳，那俩个巡警捂着双眼跑到了对面商店里。
不久，两个被揍的英国兵叫来了二十几个英国兵，吉普车也开来了，端着枪，在界碑边把枪对着天抗议：“交出打人的人来。否则就冲过去！”这时中国边境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荷枪实弹，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中国士兵，互相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仗就打起来了。
蓄意点燃的战火终于要燃起来了！
二、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诸位，你道李富林和曾福俩个芝麻官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挑起中英两国的冲突事件？原来他们背后隐藏着两个中共超量级的超级人物——陶铸和周恩来给他们撑腰，这俩人一个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是中共总理，这俩人此刻都在通过专线注视着这里的一举一动！
当天，李富林一面给陶铸打电话，汇报情况，一面叫县委副书记曹若茗直接往北京周恩来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什么？你问宝安县怎么能往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这你可不知道了。那时有个规定，有关外事情况，宝安是可以直接同最高层联系的。所以，别人说宝安县早就是“通天”了的。
很快，中共高层传来指示：“按兵不动，正在进行外事调解。”连李富林和曾福俩个执行者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上面卖什么药，于是只好吩咐士兵，都荷枪实弹，不要随便行动，等指示。
夜悄悄地降临了，界碑那一边的英国人，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人员全撤走了。原来周恩来通过外事部门，促使伦敦政府通知香港方面做了撤退工作。
周恩来与陶铸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正当东西方世界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陶铸在他的办公室里正趾高气扬，他已和周恩来拿出了一个“搅混香港”计划，他直接打电话把李富林找来：“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去打电话，通知边防三个团把团长、政委都叫来，把岗哨撤了！”
不一会，边防3团、布吉野战军42军6团几个团长政委都急匆匆赶来了，陶铸向他们面授机宜后，几个人便分头下令撤兵去了。
英国人上当了，原来中共制造这次事端，就是为了给放人找借口，减少外部世界给其国际上的政治压力！
三、饥民逃亡，逃亡
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是一个烦闷的阴天。
平日边境荷枪实弹士兵们的身影不见了，深港边境耕作口的岗哨也都撤掉了，一条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边境的城镇村庄传播开来：
“边境开放喽——！”
“放人啦——”
“可以走啦——”
一传十、十传百，消息很快向纵深发展，省内省外都传遍了。几天之后，人流涌来了，广州的、韶关的、梅县的、挑担的、扶老携幼的……村庄里、马路上、到处是人。都沿着铁路线走，因为沿铁路不会走错。
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人写文章做了详细描述：
“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确实留下来了，这样又带动了第二批。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11547万人，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另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地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至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
…………
中共搬起石头碰了自已的脚，可外逃出境人的命运又是怎样呢？
四、华山血泪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华山上的逃港者，该不该抓捕？什么情况下抓捕？抓捕中会不会出现“执法过当”、抓捕了该不该送回大陆？在港英政府内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不少人士认为，应该全部接纳这些衣食无着的“背叛者”，因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避难”。能够把“政治避难”者当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样，“再送回屠宰场吗”？
据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10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3万人就等于牵动着３0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１０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
５月１６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
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报纸、杂志、电台，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出动了，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情景。
到底怎么对待华山上的３万人？议案一次又一次摆到港督的会议桌上。因为不得不下决心对这３万只羔羊下手抓捕，有港报形容：港督在公众场合也痛苦地“擦了眼睛”。决策最终还是在争吵中作出：“依据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难民，只可视为偷渡处理，不予接纳。”
“立即全部抓捕，迅速遣送回大陆，以避免事态扩大。”面对悲惨的越境者，法理也更加显得无情、冷酷！
很快，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由于集结的越境者太多，军警只能先驱赶，驱散了再抓捕。
一家杂志这样形容香港警方的行动：“你看过牧羊人抓羊吗？羊儿太多，太密。所以让牧羊犬把羊群冲散，牧人再挑中意的羊下手，拖到屠宰场去。”羊儿被冲散了，母亲在唤着孩子、老人在叫着孙儿、儿童在哭喊父母……华山痛了，像被塞进了一架绞肉机。
亲人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何等地痛苦！
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要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1962年的5月15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
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抓捕行动开始后，媒体又做了连续报道。５月１７日的《星岛日报》刊载新闻《华山被包围送粮人不断》：“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上述地点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5月21日《星岛日报》上的《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牵动了所有香港人的心：“本报专讯。这是中英边境上一件人间悲剧。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寻找他的妻子儿女，会见了他的妻子及儿子，却失去了女儿。
前往寻找妻子及儿女的香港居民叶若英，在本月上旬接到了家书，知道他的妻子李一善、儿子叶庆贤、女儿叶庆英（12岁）已到达边境。叶若英数日来在华山一带寻找，高呼妻子姓名，昨日终于在平泰山头会见了他的妻儿，但女儿叶庆英在两日前在纷混的逃亡行列中失踪了。夫妻抱头痛哭。”
然而，像叶若英一家的惨剧，在华山上还发生了多少？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试想，谁又忍心下手抓捕正在痛哭拥抱中的亲人呢？
香港警察是从未经历过这种“非人道”命令的，警察们同逃难者在一起流着眼泪，举不起警棍。指挥官看看无法调动执行，只好命令暂停对难民的抓捕，回过头来把重点放在阻止香港市民上山上。命令警察手拉手结成圆圈，不让越来越密集的香港市民进入山中。
于是，在华山的山头上，又出现了另一幕奇特的景象：人群被警察隔开，内圈的越境者呼唤着“妈妈——”、“哥哥——”……外圈的市民呼唤着“女儿——”、“妹妹——”……
相隔数米，不能接近。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悲哭，一幅人间惨景！一幕人间悲剧……
但是上命难违，训词切峻。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
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
“哥——”
“妈妈——”
“细仔——”
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
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茫茫黑夜，收容营外四处挤满了人，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儿的命运。
一向理性、现实的香港，正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
慢慢走啊，好心的司机你慢慢开啊，让我们再看亲人一眼！车上的司机似乎理解亲人的心肠，他们真的把车子开得很慢。于是，车队就像是一条懒蛇，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但是，司机的心肠再好，车开得再慢，法律在催促、理性在催促，还是要一寸一寸地把亲人带离香港。
就在车队缓缓前行时，又一个令香港警方目瞪口呆的感人场面出现了。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几十辆汽车，像一条瘫软了的长蛇，停了下来。
“跳车——”
“跳啊——”
人墙里有人发出一阵阵呼喊。车上的越境者好像突然明白了，纷纷从车上往下跳。人群中暴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场面乱了。
过了一会，被惊呆的警方突然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场面将失去控制，遣返不可能完成，必须施行强硬措施！于是，随着哨令，大批武装的军警防暴队被调来，强行把躺在地下的人们拉起，驱赶人群。
长长的车队，在泪水和惨痛的哭喊声中，又强行穿过人墙，向深圳河北岸缓缓驶去了……
逃港者上车走了，香港警方松了一口气。
然而，石湖墟收容营地上的泪水还未干，在市区、在边境的丛林中，在深圳河边树荫笼罩的小村庄里，一个个越境者的惨痛的故事，还在上演着……
五，事件之后反思
始作蛹者中共，由于治国无术，权斗不息，四九年占据大陆后，一波又一波镇压人民，同时以挑起国民互斗为纲，导致文化、道德沦丧贻尽，经济瘫痪，酿成惨剧人祸，国家动乱，人心不归。
中共为转移国际社会的目光，鱼目混珠，挑起和策动“六二”入港大逃亡，企图利用此次事件来掩盖当时国内发生的惨烈事实真相，真可谓卑劣致极，但对于卷入此次事件的国人来说是福也？祸也？由于港方一下子无法接收涌进来的这么多逃亡者，不得不遣返一部分，于是这部份人又由“奉旨”逃亡变成了非法逃亡，真让人啼笑皆非！
究竟“六二”大逃港逃过去多少人？我们采取了一个最简单，但也是较为可信的办法。我们手中掌握有香港1950年、1960年、1970年的人口数，把每十年的两个数字相减，就得到了10年中香港人口的增长数，再减去10年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生育）数，当然就是10年中“意外来港”的人数。
那么，照这样算，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们采用港督姬达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用“实际人数”减去“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便是“非正常增长”人数。这个数字为：12523万。
这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0的2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是1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接近90万。
同样计算，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达8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这1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在60万以上。
由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除1960年、1961年逃港人数较高外，其他年份的逃港人数都在一两万之内，逃港集中在中共放行的1962年高潮期中出现，所以，保守估计，高潮期中逃出的人数也不会少于20万人。而实际逃港（包括未逃出）的人数，当然更多。
中国自古是一个礼仪之帮，几百年上千年来，一直是吸引“化外”之帮向往青睞的地方，自从中共执政后，逃亡风由东西渐，愈演愈烈，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过去的政治高压年代，还是现在的贪官遍地时代，由此可见只要有机会，真正底层的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想法设法对抗着中共酷压，企盼着挣脱中共魔掌的控制而溶入自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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