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解放广场起义与北京共识

今天出版的『世界报』在国际版发表阿兰•弗拉商的关于北京共识与威权统治国家的关系的长篇分析。作者认为，在有关全球化的论坛上，从现在起将明确的区分两个时代：埃及解放广场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作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顺序的参照，这里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的世纪大战：那就是“北京共识”引发出的有关发展模式的争论。

作者写到，几年以来，到处似乎都在如饥似渴地庆祝被称之为“北京共识”的模式。这一风雅的表述描述的是那种主张把资本主义和一党专制结合的政体，它对南方国家似乎成了双赢的手段：经济与社会发展起飞，并且融入到全球一体化经济当中。而这个榜样来自本周正式当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尽管中国人自己尽量避免鼓吹这一模式，“北京共识”的追随者不断。

作者指出，普京就是一个不作声但从这一共识中吸取灵感的人，这一模式也在诱惑着众多的非洲国家。它吸引了伊朗内贾德政权、亚洲及其它一些国家也在模仿。这一怎么都会赢的方程源自出了名的中国组合：经济自由与威权统治。人们原以为这一组合在埃及也会行得通，至少在尼罗河畔，在解放广场的伟大革命突然爆发之前，人们是相信的。

作者接着写道：“北京共识”并未首先在南方国家推销，奇怪的是这一模式却在美国、在欧洲找到了知音。他们想象这将会主宰本世纪。这一概念是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的一个与八十年代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对立的说法。“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统治更加民主，实施贸易自由，全球资本与物品自由流通等政策等等。

在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后，“北京共识”渐渐赢得了合法性。中国显示出自己是美国的经济上的并且很快还将是军事上的对手，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对手：它有它的政治软实力—它的吸引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似乎击败了“华盛顿共识”，它好像比西方的民主体制更能适应生存，它挡住了其对手招惹的2008至2009的经济危机。如果把“北京共识”转放到埃及身上，就可以这样陈述：资本主义外加秘密警察。

威权主义服务于资本主义，在这里，国家继续是一个对抗民主和西方式自由经济的决定性的角色。在这一意识形态的竞赛中，总能找到一个与自己国家对抗的美国人出来宣布美国的衰落。我们这里指的是斯蒂凡•哈珀。这位后来变成牛津大学教授的前外交官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的书，书里提出的中心论据是，中国证实了把一党专制体制与没有公众自由的自由经营结合起来，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替换美国式的公民选举政府的体制。

一年以后，埃及解放广场的青年人打乱了哈珀教授和其他人作出的这一保证。埃及青年大声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点都不能肯定“北京模式”就是一种灵丹妙药，一点都不能肯定采取“北京共识”就能永远保证政治稳定，更不能肯定的是政治威权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能使得人民生活得幸福。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独裁的局限就在这里。

作者写到：公正和坦诚要求我们指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到处宣传他们的模式。他们出口产品和服务，但并未出口思想。同样公正的是，我们应该警惕把两个很不同的国家—中国和埃及放到一起做比较。但仍然有点不正常的是，中国的媒体对埃及解放广场的民众的造反给予了极少的报道：当局禁止媒体刊登除了新华社通稿以外的其他的消息来源；当局还严厉封锁网络。好像埃及的青年人在北京眼中都是具有颠覆性的信使。

『世界报』的文章最后写到：在另外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制政体—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媒体却要自由得多。俄罗斯媒体对埃及解放广场投注的目光也是非常热烈的。比如『莫斯科时报』在社论中指出：“尽管政治分析家们去年有关西方民主模式影响式微而类似中国的专制模式正在赢得地盘的争吵很热闹，历史并未站在专制一边。因为专制从本质上而言缺乏合法性，因此是不稳定的”。

『莫斯科时报』进而写道：“2005年退休人员的示威和一年前在加里宁格勒发生的示威游行是向普京统治集团敲响的第一个警钟。但愿克里姆林宫集团在完全来不及之前，能够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莫斯科时报』感叹道，可惜“克里姆林宫还相信，俄罗人能够永远容忍肌饿、贪腐以及政府的野蛮镇压”。难道就像穆巴拉克心目中想象的埃及人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