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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坏政策泛滥缘于官员的无知和自私

 2011-02-18 13:1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5

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

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

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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