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陈破空提出的问题，写了《中国朝野真的不能和解吗？》，表述的意思非常明朗：都来传“中共不是中国”这句话，促成大陆三分之一（约4亿以上）的人有这个意识，促使政府和军队摆脱中共的思想政治组织控制，让“和为贵”的中国礼教传统发挥作用，让人民既反政府专制，又尊重官员职权，自然和解。
知晓“中共不是中国”，特别注意不把中共说成中国，很重要，以至于可以加速我们解体或推翻中国共产党的进程。所以我在文章中特别引用美国《国家评论》管理主编诺丁格尔说的话：“在我的思想和言行中，我一直是把中共和中国严格区分的，中共没有资格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们一定要分清这个概念……”评论家诺丁格尔作为美国人都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重要，使用“中国”这个词如此小心，不让中共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可一些读者却不以为然地随便用：“博主不要给大家灌迷魂药，这等于给人民可能有和解的幻想，可实际上等来的只有屠杀！你这是在变相的帮助TG杀人” 。我说的是“和为贵”的礼教中国的朝野可以和解（特别给出了台湾的实例），发难者说的不可和解的“中国”还是中共现在奴役的大陆。无区别地反对朝野和解，反对甄别中共和中国，这叫同室操戈。
诺丁格尔能这样严格区别，是西方人训练有素的客观辨析，这就随之避免了阅读反馈中的主观情绪。例如有读者把他跟我同样敬重蒋经国的敬爱情绪带入阅读中，说我“不可以武断推论蒋经国先生的俩个选择”。蒋经国在1980年代美国抛弃台湾和中共以“一国两制”统战的情势下，客观上有我说的两个选择（如果另外的作者观察视角和分类不同，还可以分出不同的选择），我只是外在地给予了客观的分析而已，并不等于说我诬蔑蒋经国要投共，跟中共同素质。而我恰恰推崇蒋经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能推动台湾解禁走向民主宪政。主体的客观辨析，才使西方人开创了议会和法庭的理性辩论，否则议员和律师都很难就事论事。
由于我们的思维模糊，当然主因是大陆政治环境的严酷，我们在公开场所的说话时常无法辨析“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我们在自称中国人的时候，说话铿锵激越像开批斗会，其实就已经在言行中让中共的党文化教育影响了我们。我们如果以诺丁格尔所说“中共不是中国”的理智表述来表达观点，当我们说当今大陆的“中国学院”学习或者“中国某省（某市）”时，以中共替代中国，那么今日大陆学校或地方的问题，我们就不会言语不清地说成“国民性”的问题。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们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比如在海外网站，在没有敏感词的过滤的情况下，在我们直接批判中共极权专制的时候，我们不把中共说成中国，跟历代王朝和现代台湾相区别；或者不以中国作中共操控的学校、公司、电台、医院的定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就会非常清楚，也就不会把批评和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会较多地体现出君子不同而和的礼节，避免小人同而不和的争执、斗气。这样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商讨问题，不至于将别人说的“能分辨中共在以中国名义毁中国文化”的数亿人在家可以骂垮中共，变成“人们可以坐在家里尽情地骂”来批判，结果弄成读者和作者意气用事的“鸡对鸭讲”。
的确“党国不分的现象不是几个文人和专家的警告就可轻易改变的”，但是文人和专家警告却是责任和良知。可以警告不警告，或者以“空口号、莫名的纸上谈兵”来指责别人的警告，这是滥用批评自由来掩饰自己放弃责任的做法。在中共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如果蒋中正不在台湾开展中国文化复兴，不先消除了台湾地区大陆、日本、台湾的文化和语言上的重大歧义，蒋经国搞宪政会很难。
突尼斯和埃及最近变天了，苏联和东欧早就变天了，而我们在羡慕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那些地区这样的一个共性：人民在走向民主之前，都共同尊崇传统文化；虽有独裁统治，却无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
新文化运动将“民主”和“科学”当成了两根政治棍棒，共产党就利用中华民国的信仰、言论和结社等自由搞乱学校、报界和街头，造成南京和重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乱象：蒋中正实行既定的三民主义训政，却被当成独裁统治来抨击；共产党在江西和陕北、山西破坏中国传统婚姻，搞共妻和淫乱，却说是社会新风。“解放（奴役）”后，在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了62年的党文化教育，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名义，冠以“伟大、光荣、正确”，当成政治部落的图腾，通过从土改镇反到迫害法轮功，以暴力和谎言的邪毒方式树立权威，再通过十年“文革”全面摧毁中华敬天的礼教、敬神的道教、拜佛的佛教，将中国传统的乡绅、文士、清官、父母、老师、师父的权威统统摧毁。这样一路走到今天，“中国”和“中国人”就被共产党变成了政治花果山和猴子，说话像翻跟头：
“搞笑啊,和解?羊跟狼求情:你不吃我了行不行?屁民跟独裁者说:咱们和解吧!狼说:扯淡,不吃你要饿死我啊!独裁者说:沙茶,没有你们垫底哪有我的神仙日子?作者舍得把你家产送给我么?你要舍得送给我1万美元,独裁者就舍得放弃手中的亿万财富和倾国权力!”这是我文章后的跟贴，这样的文字非常个人化。
“并不比你见识低，没有什么浮躁，浮躁也不解决问题。浮躁与受奴役有何种直接关系请仔细道来。你怎么知道看得人粗心？不看全了能批评你吗？你自己先记住虚心为 好。改改中国人的臭毛病从自己做起，讲道理，莫说教，在下在中国学院里就呆了整整9年，不说在海外的经历，难道看不懂文章、摘要，不会 WRITTING。”见识高就不浮躁了？人心浮气躁，必然粗心。从浮躁的前提推粗心，是合乎逻辑的，怎么成了中国人的臭毛病了？这样说话的人居然自称是博士。
可今天这样说话的“中国人”像春夏枝叶繁茂的大树上的树叶，密密麻麻。许多读书人分不清中共学院和中国学院。台湾和大陆都有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台湾，不受政府和乱党控制，学校不受党委红头文件的操控，独立办学，这是中国学院；在大陆所有的学校都被中共学校党委或地方宣传部的掌控，是中共学院。
我接触过不少台湾人，没有哪个是说我上面引述的那种话语，他们说话比较和气，讲礼貌，虽然也比较含糊其辞，但不会在100个字里从“搞笑”，到“羊、狼、扯淡、饿死、独裁等”，直扯到“神仙、家产、美元、权力”，全是主观意象。这就的学校在共产党操控中和不在操控中的原因（当然还另有原因）。中共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充斥着老师对学生的训斥（我身上就带着这种印迹），学生之间争辩习性浓烈，所以才有在学院呆了9年的人开口对我开口就说辩论。可是，堆沏着“见识、浮躁、问题、受奴、粗心、批评、虚心、中国人的臭毛病、道理、说教、中国学院、海外经历、文章、摘要、 WRITING”等词汇，能讲理吗？
这次埃及广场革命，第一条口号就是穆巴拉克必须下台。如今中国大陆是中共极权专制，如果上街示威和广场集会，把打倒的对象放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领袖身上，不仅是让中共金蝉脱壳，更会造成游行和集会者的分裂。中共学校教育和书刊、影视早将我们这些“中国人”培育成“跟着感觉走，翻思想跟头”的政治猴子，一身“党文化毛病”，却说成“国民劣根性”。埃及变天，给“中国反共者”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可大家说话既没有台湾人那种礼貌、也没有香港人那样守法，气冲牛斗，很容易冲动，要想云集几万人上街共同喊“打倒共产党”或“解体共产党”，目前还真是头痛的大问题。
1989年“中国大学生”上街口号统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反官倒”，这是共产党镇压学生之前学生乃至全民在当时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共识。而今这个共识早就破裂了。而今“中国人”说的话语，单就“中国”这个词，就很不相同，有人说是“中共60年”，有人说的是“五千年的中华”或“中华民国”。上街示威是民众活动，民众往往是跟着感情采取行动的，如今“中国人”的感情支离破碎：或见钱眼睛放光，或恋权内心着魔，或供着马恩列斯周毛的画像……如此“中国人”在中共极权专制、密探遍天下的今天，要汇聚几万人上街着实难。
“中国人”今天恨共，跟恨人纠葛不清。社会和解必须先除中共，分清中国和中共。不把中共说成中国，可谓“中国人”摘除引号回归神州做中国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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