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湖熟,天下足”的意思是“苏州湖州的粮食成熟了,天下就国泰民安了”。
“苏湖熟,天下足”的讲法,最先起源于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等书。苏指苏州,今江苏吴县一带,太湖以东。湖指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太湖以南。太湖流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小河流遍布,称“水乡泽国”。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兴修太湖地区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加上此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农民深耕细作,“耕无废圩,刈无遗垄”,使用最新农具“连枷”脱粒,遂使苏湖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
但其实,“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并不是这个句式的最早存在。更早的说法,是北宋的官方说法,是正统的说法。陆游的《常州奔牛闸记》中写道:“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中吴尤为东南根柢,谚曰苏常熟,天下足!”说到底,“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是盗版的,是没有出处的,只是民间俗语的讹传而已。“苏湖熟”这一说法,只是到后来才被引用到一些非主流文学作品之中。
此处再次说明,正统的说法是“苏常熟,天下足”。也就是说,苏州常州的粮食成熟了,天下就国泰民安了。这种说法,竟然在民间的传播中出现了偏差,但是如此简单明显的一个偏差,却一直没人发现。甚至在权威的中国科学院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关于江南的评价中,引用的竟然也是“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可悲也夫!
说到这里,照理说,“苏常熟,天下足”应该就是本文的正解了。但是湘北地区的人民又要不答应了。为什么呀?因为还有一句流传程度不亚于“苏湖熟”的谚语,叫做“湖广熟,天下足”。这下头就大了,这句话又是哪里蹦出来的?
这句话最早见于明代李釜源写的《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阔,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所以说,“湖广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比正统的“苏常熟,天下足”要晚上将近四百年,虽然也是盗版,不过如同“苏湖熟,天下足”一样,皆是言之有理的。
明朝“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当时包括长沙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而明代长沙城,是辖12县州的长沙府府治。善化两县的县治,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米业产销两旺,实际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米市了。据截,明宣德年间,苏州、松州一带发生灾荒,江浙等地商人的船只便“数百艘一时俱集”,坐庄长沙,收购大米,再贩至苏、松等地。而明政府每年亦需大量从长沙外调粮食出省,湘江河上再现“巨舰潜米,一载万石”的场面。明代湖南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大,如宣德四年,“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成化八年,定全国运京师粮共400万石,其中湖广、江西等地“南粮”324万多石,占绝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如安徽的徽州粮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稻以足食用也”。
长沙米市的兴旺,是建立在当时长沙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经历了从农田荒废到复耕中兴的过程。洪武元年明政府诏令“许民垦辟为己业,克谣役三年”;宣宗时更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然而,明初的长沙因元末战乱,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农业劳动力极其缺乏。长沙官吏在洪武初积极而认真地执行中央政策,招抚流亡,并允许移民“插标占地”,很快邻省江西等地人口大批涌入湖南,“插标为界,开垦落业’,今长沙左家城、伍家岭、傅家洲等大批地名皆由此得名。据载,至洪武二十四年,长沙人口已达50.913万人,此前的明洪武四年,国都南京的人口也不过20万人。农业劳动力的激增,使长沙大量荒废的农田被复垦,一些滩涂荒地也被充分利用起来。
同时,长沙地方官吏也极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而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得到大力推广。万历年间,善化知县唐源修筑龟塘,泰延20余里,荫田数千亩;随后知县胡蜂又开筑塞塔、蓉塘。东戎塔、谷塘等。成化年间,宁乡县民谢宗玺等还捐资修筑大阳坝,可灌田万顷。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政府大力宣导优质稻的种植,不仅宋代引进的越南‘它城稻”得到全面推广,而且出现“象牙占”、“蓝田占”、“百日占”等改良新品种,使长沙的粮食单产大大提高。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长沙粮食可“亩产三石(一石约合75公斤)”。
最后说来,世上流传的三个版本的“天下足”,虽然都是谚语,但都是有理可循,有史可查的。虽然两个是不折不扣的盗版,但均是那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见证,要说错,显然不对。但是为了严谨学问,必须要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中即将被历史和人民掩埋的谚语“苏常熟,天下足”才是真正的官方正统,不容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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