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湖熟，天下足”的意思是“苏州湖州的粮食成熟了，天下就国泰民安了”。
“苏湖熟，天下足”的讲法，最先起源于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等书。苏指苏州，今江苏吴县一带，太湖以东。湖指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太湖以南。太湖流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小河流遍布，称“水乡泽国”。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兴修太湖地区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加上此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农民深耕细作，“耕无废圩，刈无遗垄”，使用最新农具“连枷”脱粒，遂使苏湖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
但其实，“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并不是这个句式的最早存在。更早的说法，是北宋的官方说法，是正统的说法。陆游的《常州奔牛闸记》中写道：“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中吴尤为东南根柢，谚曰苏常熟，天下足！”说到底，“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是盗版的，是没有出处的，只是民间俗语的讹传而已。“苏湖熟”这一说法，只是到后来才被引用到一些非主流文学作品之中。
此处再次说明，正统的说法是“苏常熟，天下足”。也就是说，苏州常州的粮食成熟了，天下就国泰民安了。这种说法，竟然在民间的传播中出现了偏差，但是如此简单明显的一个偏差，却一直没人发现。甚至在权威的中国科学院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关于江南的评价中，引用的竟然也是“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可悲也夫！
说到这里，照理说，“苏常熟，天下足”应该就是本文的正解了。但是湘北地区的人民又要不答应了。为什么呀？因为还有一句流传程度不亚于“苏湖熟”的谚语，叫做“湖广熟，天下足”。这下头就大了，这句话又是哪里蹦出来的？
这句话最早见于明代李釜源写的《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阔，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所以说，“湖广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比正统的“苏常熟，天下足”要晚上将近四百年，虽然也是盗版，不过如同“苏湖熟，天下足”一样，皆是言之有理的。
明朝“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当时包括长沙在内的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而明代长沙城，是辖12县州的长沙府府治。善化两县的县治，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米业产销两旺，实际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米市了。据截，明宣德年间，苏州、松州一带发生灾荒，江浙等地商人的船只便“数百艘一时俱集”，坐庄长沙，收购大米，再贩至苏、松等地。而明政府每年亦需大量从长沙外调粮食出省，湘江河上再现“巨舰潜米，一载万石”的场面。明代湖南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大，如宣德四年，“复支运法，乃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成化八年，定全国运京师粮共400万石，其中湖广、江西等地“南粮”324万多石，占绝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长江下游的粮食多依靠湖广等地供应，如安徽的徽州粮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广稻以足食用也”。
长沙米市的兴旺，是建立在当时长沙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经历了从农田荒废到复耕中兴的过程。洪武元年明政府诏令“许民垦辟为己业，克谣役三年”；宣宗时更规定“垦荒田永不起科”。然而，明初的长沙因元末战乱，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农业劳动力极其缺乏。长沙官吏在洪武初积极而认真地执行中央政策，招抚流亡，并允许移民“插标占地”，很快邻省江西等地人口大批涌入湖南，“插标为界，开垦落业’，今长沙左家城、伍家岭、傅家洲等大批地名皆由此得名。据载，至洪武二十四年，长沙人口已达50．913万人，此前的明洪武四年，国都南京的人口也不过20万人。农业劳动力的激增，使长沙大量荒废的农田被复垦，一些滩涂荒地也被充分利用起来。
同时，长沙地方官吏也极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而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得到大力推广。万历年间，善化知县唐源修筑龟塘，泰延20余里，荫田数千亩；随后知县胡蜂又开筑塞塔、蓉塘。东戎塔、谷塘等。成化年间，宁乡县民谢宗玺等还捐资修筑大阳坝，可灌田万顷。尤其值得称颂的是政府大力宣导优质稻的种植，不仅宋代引进的越南‘它城稻”得到全面推广，而且出现“象牙占”、“蓝田占”、“百日占”等改良新品种，使长沙的粮食单产大大提高。据明嘉靖《长沙府志》载，长沙粮食可“亩产三石（一石约合75公斤）”。
最后说来，世上流传的三个版本的“天下足”，虽然都是谚语，但都是有理可循，有史可查的。虽然两个是不折不扣的盗版，但均是那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见证，要说错，显然不对。但是为了严谨学问，必须要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中即将被历史和人民掩埋的谚语“苏常熟，天下足”才是真正的官方正统，不容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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