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天上来
无为，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2900多平方公里。1949年前後，人口为943397人，1369302亩耕地。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过去沿江是一望无边的荒湖，湖内杂草丛生，曹操率领83万人马下江南时，到此望而却步，叹日：“此乃无为也。”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七师常驻这里与日寇周旋。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刘邓大军从这里千帆竞发。
1955年春，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一下变为风驰电掣的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时，全县最大的高级社白茹洲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原来的106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帐，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要退让了。这就是无为县农业合作化的一段历史，也是后来大跃进、共产风的前奏。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整天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那边的干部和农民对逃去的“灾”民，寄予同情，给他们田做，给他们饭吃，有的还发给接收证明，让其全家迁去。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无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处于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百般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9月间，公社化运动势如破竹，此时大跃进高潮已推向顶点。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一瞬间并为31个人民公社。
如何办得一大二公，办成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谁知不到10天的时间，即普遍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了。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当年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公共产风的表现，除实行“供给制”外，就是刮平调风。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粮、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
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平调土地119.9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据该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即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这股风推动下面的“共产风”，公社提几个“万”，大队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层层要从下向上调，千方百计集中凑数，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三年的共产风（笔者认为办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共产风），给无为人民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1959年非正常死亡几万人，1960年又死亡十几万人……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十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1959年为4.4亿斤，1960年为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还有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几乎绝迹。
整个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
从衣食父母嘴里夺粮
姚奎甲是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他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面咽了气，姚书记反而说那些“不缺叫缺”、“闹粮”，甚至还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
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在反“瞒产私分”中，据不完全统计，捆、绑、吊、打社员36人，其中打伤3人……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2月11日，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姚一见面就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跑回家就自缢而死。刘死后，姚奎平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女人结婚，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掉。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
无为大量的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无为作检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说：“由于浮夸，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无吃。特别是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而我不顾实情，仍布置打闹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也是弄虚作假……”
(摘自：邱石编《共和国轶事》第二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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