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 :埃及能,中国为何不能?

2月6日,埃及政府与反对派举行对话。对话取得具体成果,包括:政府承诺开放新闻自由,不再封锁互联网与手机;释放被捕的示威人士;承诺加大力度,打击官员贪腐。反对派则同意已经在位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留任到今年9月大选之前(他回应民意,承诺到时退位,不再参选),以确保和平过渡。双方同意:将成立宪法改革委员会,修改宪法。

参加对话与会谈的,政府一方,包括副总统在内的高级领导人;反对派一方,包括深孚众望的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曾遭当局取缔的最大反对派团体---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团体。

通过平等的对话与会谈,朝野双方初步拟定民主改革路线图。尽管前景还不完全明朗,但,这是埃及迈向民主之路的重要一步。埃及民众抗争仅仅两周,就取得如此重大成果,令世界欣慰。这一成果,是埃及政府与民间彼此妥协的结果,而其中,又主要是政府的让步。

反观1989年的中国,中国学生和民众示威,持续两个月,中国政府毫不让步,邓小平声言:一步也不能退,退,(共产党政权)就全垮了。其间,哪怕莘莘学子以绝食抗争,至气弱命危,邓当局也丝毫不为所动。

学潮一个月后,邓当局曾假意与学生“对话”,但当时的中共总理李鹏在其日后的“六四日记”中,颇为自鸣得意地披露,就在他与学生领袖举行对话的当天,邓当局已经作出次日调兵进京的决定,李鹏也在对话中予以暗示。表明,对话是假,乃缓兵之计;镇压是真,早已磨刀霍霍。

埃及朝野对话后,仍有五千民众坚守解放广场,誓言抗争到底,直到穆巴拉克下台。这一呼声,也不可忽视,是一种无形压力,迫使政府兑现承诺,确保埃及民主进程不致逆转。

与此同时,抗议人数已经剧减,不再是动辄上万、十万、或百万之众。包括首都开罗在内,各地秩序恢复正常,银行和商店重开,交通重现繁忙。

而1989年,中共当局无视民众呼声,仅仅强调,民众示威,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秩序。”同样为了恢复秩序,埃及政府以对话达成,中共当局以屠杀实现。

在埃及持续两周的抗议活动中,因警民冲突、或反对与支持穆巴拉克两派民众的冲突,死亡300余人;而在1989年遍及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在中共军队介入之前,中国警民无一死伤,甚至没有发生任何警民冲突。与埃及、与世界各国民众相比,中国民众抗争,堪称最温和、最理性、最和平。而中国民众遭受当局的镇压,又堪称最残暴、最血腥、最令人发指。

埃及抗争期间,每天蒙受经济损失高达3.1亿美元,但埃及政府没有把责任归到抗议民众头上;示威期间,有人趁机洗劫商铺、超市、购物中心和高尚住宅区,但埃及政府并未以“打砸抢烧”为名,嫁祸民主运动,并以此作为镇压理由。埃及政府的做法是:向遭受暴力攻击者道歉;设立赔偿基金,补偿那些因抢劫和破坏而受到损害的人;拍卖25亿美元的政府短期债务,以补救经济。

而1989年,中共当局仅仅以“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为名,就调集重兵,杀气腾腾。埃及军队明言:决不镇压民众。哪怕抗议民众躺在装甲车底下。而中共军队,不仅大开杀戒,而且驾驶坦克,高速追碾和平撤退的学生。那支“党指挥枪”、“听党指挥”的中共党军,以虎狼之师、残暴之师的恶名,冠于全球。

地处北非的突尼斯和埃及,经济增长与专制统治并存,因而表面繁荣、表面稳定,这与1989年的中国或今日中国,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新一波民主运动,发生在突尼斯与埃及,并实现和平转型。官民对话,朝野和解,突尼斯能,埃及能,中国为何不能?

从政府到民间,从军人到知识分子,都可以罗列无数因素,找出种种差别。最重要的一条:同样是独裁,同样是一党专制,在埃及与突尼斯等国,是开明专制、温和专制;在中国,却是黑暗专制、极端专制。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仿佛命中注定。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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