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国之三： 打工

初到美国时，我打工的最高理想是当个餐馆的男侍生（WAITER）。妹妹对我建议说：当男侍生这个工作不错，小费收入很高。这样我一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就全力想在开学注册前，在餐馆找个这样的工作，解决学费问题。但是很不顺利。较好一点的餐馆都是粤菜馆，人家一来就问你会不说广东话，招人的广告上也有会讲粤语的要求。当男侍的希望就破灭了。以后又看到一个广告是个中餐快餐馆要招切菜的，而且餐馆就在和妹妹家同一个城市的帕萨迪纳，赶紧打电话去应征。老板让马上过去面谈。问地址，老板说就在帕萨迪纳的MALL里。我不知道什么叫MALL. 就再问MALL 在那里，老板很不耐烦的回答说，怎么MALL都不知道，帕萨迪纳就这么一个MALL 啊。我赶紧打电话去问在上班的妹妹，妹妹对我说，MALL就是百货商店，告诉我怎么走，我就赶着去面谈了。老板见面后没有多问我什么，让我留个电话后，就结束了面谈。

一个星期过后，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心中万分焦急。正在这时，妹妹在我到美国之前看中文报纸上的招工广告联系过的一个老板来电话了。这个老板姓林，台湾人，是个儿童自行车进口商，主要从台湾进口儿童自行车来美国批发。圣诞节前为了赚更多的钱，除了正常的批发业务外，自己也到跳蚤市场买个摊位，直接当零售商卖自行车。他要我做的就是到跳蚤市场摆地摊协助他卖儿童自行车。他要求我吃住都在他家里。每小时最低工资四美元。

第二天早上，妹夫就开车送我去. 我在他家被安排打地铺睡在客厅里。我记得我就睡在他家客厅的圣诞树旁边。早上四点半就要起床，简单吃点东西后，就跟车到仓库去装自行车。然后到跳蚤市场去摆摊，一直工作到下午七，八点跳蚤市场关门后才又跟车回到老板家。有时，半夜也会爬起来为林老板的批发生意去装车卸车送货到洛杉矶市中心的客人仓库去。

第一次打工中记忆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天晚上身体不太舒服，有点发烧。刚睡下就被老板叫起来跟车去装货，然后送货到市中心的一家客人仓库。司机和带车去的二老板坐在驾驶室里，我这个装卸小工只好和货一起坐在卡车的货仓里。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驶，我在黑暗中和摇摇晃晃的装满自行车的货架挤在一起。现在想起来那是很危险的事，美国的交通法规不允许人不系安全带，更不用说坐在卡车货仓里上高速公路。可是刚来美国，根本不懂这样做的危险性。因为发烧，干活是没有力气的，但为了赚学费，也只能咬着牙去干。每装卸一辆自行车，都觉得很费力气。在有一家公司仓库卸货时，有个打工的台湾女孩过来很关心的对我用中文说，你不用干，让老墨 （墨西哥）卸就行了。我很感激身处那种境遇下她给予的关心，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她的样子。不过我还是继续和老墨一起卸货，因为老板没有发话说我不用干。

还有一次在跳蚤市场，有个墨西哥妇女带着一个小姑娘来买了辆自行车。我帮着把自行车推到停车场装上汽车后，小姑娘微笑着给了我一美元小费。那是第一次得小费。心里很高兴也有点凄凉。觉得是被人施舍的感觉 （小费其实在美国是很正常收入，可我当时刚从国内来还很不习惯，觉得是像乞丐样被人施舍了）。在从停车场回摊位的路上，我对自己说: “我会在美国一直这样干下去吗？我要是这么做下去，到美国来有什么意思呢？我绝不相信我会一直做这个。”

三是有一次，我去一个仓库拉货出来，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去。货太多，先拉出来堆在空地上，由我看守，等着下趟车过来接着拉。当时是冬天，天很冷，还刮着风。我一个人围着货堆不断走动让身体暖和。就在这时，旁边一家公司里的一个小伙子端了一杯热茶给我喝，那是个香港来的和我年龄相仿的人，我心里顿时很温暖。看来人在逆境中得到别人的关心，都会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都讲中国人到美国后会有个面对西方文化的震撼。对我们从国内来的人说这个文化震撼是两个不是一个，除了面对西方文化差异的震撼外，还有面对海外中国文化的震撼。那时的海外中国文化就是港台文化，和当时国内文化有很大差别。比如称谓，这里都叫先生太太小姐，国内都叫同志师傅爱人。我开始叫先生太太都觉得很难出口。我们把1949年前叫做解放前，他们叫沦陷前。他们喊蒋介石为老总统, 我们则直呼其名：蒋介石。住在那个老板林先生家也觉得很不习惯，空气里总觉得有种很不熟悉的味道.

除了文化差异外，还有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别。国内当时大部分单位还都是公有制的大锅饭，竞争没有现在这样激烈。突然来到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行为上形态上处处要调整。最简单的就是工作中与老板和与领导关系的不同了。在国内，对领导不满，可以提意见，吵吵也没有什么事，基本的生活如住房，吃饭，医疗都是有保障的。在这里，老板从自己腰包掏钱雇佣你来干活，你和老板闹矛盾你就得丢工作，没有了工作，你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第一次打工经历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刚到美国就可以打工赚钱了，心里当然高兴。另一方面，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从北京高校到这里寄人篱下，住在人家客厅地板上，听人使唤摆布去干体力要求很高的工作，心里有几分悲哀感。不过总的说来，我还是对前途充满信心。我在国内时，人生曾经有过一次巨大的转折，那就是1978年的高考，把我从青海高原最基层地方带到了北京高校。这次来到美国，我一切又要从新开始，又要从社会最下层的地方开始出发奋斗了。我期待着人生在这里再来一次转折。

妹夫当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一直深深刻印在脑子里：他说，这个国家的这种社会制度提供了一种比较公平的机制：一般来说，只要你肯吃苦肯付出力气，就会得到回报。一种社会制度能提供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好的制度。

从圣诞节前一个星期一直做到新年前夕，大约是半个月的时间。一共挣钱400多美元，加上我从国内带来的400美元，我就有了800多美元。妹妹答应给我垫上800美元，这样我新年后开学的学费就有着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