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成功以道德预测王朝灭亡的政治人物
赵烈文:大清50年内必亡

从1861年开始启动的洋务运动,基本格调就是“中体西用”,也就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接受火车,电报,轮船,洋火等等都可以,但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那是万万不接受的。

因为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洋务运动带来一种表面的经济飞速发展,也着实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中国进入了盛世”,“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止的”,种种欢呼雀跃之声,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流行。当时有没有清醒的人?其实也有几个。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声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舍本逐末。

如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陈大计疏》,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认为议院制度清国“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再如两广总督张树声1884年在自己的《遗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视为救国的根本:“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他恳请清廷下决心“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这些建议揭示了西方富强的真谛,指出了中国应“采西人之体”的正确方向,如被采纳,中国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写。但这些意见都被拒绝。半是因为政治改革会触及政治集团既得利益,半是因为洋务运动带来的表面经济飞速发展蒙住自己双眼。

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最牛的人当属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这个人牛在什么地方?他准确预言清廷五十年内灭亡。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显然,他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并不会完全被推翻,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样.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他认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恐将彻底灭亡。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

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曾对此问题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有时承认现在“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欣(奕欣人称“鬼子六”,洋务派首领)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

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欣“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欣、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欣、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

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欣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不过,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欣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备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欣、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彻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正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4年去世。

双目如炬,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赵烈文,透过洋务运动所营造的表面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迷雾,深入骨髓地看到能使清廷遭到灭顶之灾的那个核心部分并未改变。而端坐庙堂之上的各色人等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具有改变这个核心部分的才能和魄力。因此,赵烈文才会坚信自己的悲剧性预言。

二十世纪的洋务运动:改革开放,已经运行了三十余年,如今迎来了中日钓鱼岛冲突,而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则是运行了三十余年之后,迎来了甲午战争。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故旧时代以道德来判定王朝气脉,所谓因果循环,报应不断。清以杀戮得天下,终究业果太深,必有所失。后来李鸿章继续做官,为清廷效力,背负骂名,直到现在还不少人认为是华奸。赵烈文则回乡隐居,购得园林,就是现在的常熟赵园。回想往昔,我们每个人又犯下多少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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