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和中国关系恶化（图）

教廷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的做法是“对天主教教规的严重侵犯”。(Getty Images)

自从2007年天主教教廷承认大部分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主教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然而2010年末，双边关系急转直下，达到了近十多年以来的最低点。

自从2007年天主教教廷承认大部分中国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主教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教廷和中国高层频密接触，也传出梵蒂冈将与台湾断交转与中国建交的消息。然而2010年末，双边关系急转直下，达到了近十多年以来的最低点。

梵蒂冈和中国相互指责

“关系可能进入冰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天主教保定教区神职人员对《新纪元》表示，“今年，先有爱国会在未获得教宗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任命承德主教，后有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大会，使得双方关系出了问题。”

去年11月20日，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不顾梵蒂冈的反对，为其擅自任命的承德教区主教郭金才神父举行了授圣职礼。梵蒂冈教廷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当局执意单方面举行这次授圣职礼，违反了教会规则，破坏了教廷与北京之间的对话气氛，教皇本笃十六世得知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遗憾”。

原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最近转任爱国会名誉主席的刘柏年12月24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有关郭金才的任命和祝圣，爱国会早于两年前已经呈报梵蒂冈，但一直没有获得回应，只能自行任命，因此 “如果这会损害中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教廷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当局的做法是“对天主教教规的严重侵犯”。北京欲以世俗权力凌驾于教会的做法，“造成了一道痛苦的伤痕”，不仅使信徒蒙受“羞辱”，也触犯了圣座及普世教会。

梵蒂冈表示，教廷将会详细瞭解中国每一位元主教的情况是否符合教规。教廷指出，由俗权强加而接受圣职礼的主教，无论面对中国教会还是普世教会，都是对教规的严重触犯，会受到“严厉处罚”。教廷还谴责中国当局以“施压和限制行动自由”的方式，强迫多位元主教参加郭金才神父的授圣职礼，构成“对宗教自由和良知自由的严重侵犯”。

声明还表示，在此之前梵蒂冈教廷就已多次表示反对。刘柏年则否认了有关中国当局强迫其他主教出席郭金才授职礼的指责，声称他们是“自愿”出席的。

但是教廷在声明中，非常罕见地点名批评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声明说，“在刘柏年的影响下，采取了严重损害天主教会和妨碍（中国和梵蒂冈）对话的态度。”外界指出，教廷这样公开点名批评中国天主教会负责人的做法，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强调抵制外国渗透

随后，中国在北京举行了“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接见先进宗教代表，向中国大陆的宗教团体提出了四点希望，包括坚持爱国爱教原则、坚持自主自办，抵制外来渗透、加强自身建设以及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表示，对中共来说，这四点的关键是前两点，“由于中共统战部是各地宗教管理局的主管单位，因此爱国的意思就是要爱党。”傅牧师透露，最近两年透露出来的资讯表示，即使是相对独立的基督教新教，凡是未经批准和外国教会有联系，负责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也被中共视为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

“对共产党来说，所有党外的权威都是威胁，”美国民间团体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分析说，“宗教团体对信徒来说有很大的权威，而且通常而言，宗教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因此都被共产党视为一种挑战。”

一名中国的知情人士表示，中共认为，最近两年在西藏新疆发生的骚乱事件，背后都有宗教势力的支持和推动，因此决定要加强对宗教，尤其是跨越国界的宗教的控制。他表示，今年初中国公安部下达密令，对各个宗教团体进行监视严控，务必要切断和海外的联系。

事实上，无论是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从去年底以来都受到严厉控制。教徒失踪、被捕、软件、判刑的事情多有发生。

爱国会负责人的私心

目前，中国天主教徒大约有一千万人左右，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具有北方多、南方少；农村人口多、城市人口少；女性多、男性少；汉族人口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的特点。

中共建政之后，驱赶了大批原在中国任职的天主教外籍主教。50年代初期，梵蒂冈任命了一批中国籍主教。但在1957年，中共操纵成立了天主教爱国教会，使之在组织上和教务上完全脱离梵蒂冈教廷的领导，成为一个独立的“天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教堂被毁，神职人员被抓被斗被判刑，有些被酷刑折磨致死。直到八零年代初，天主教堂才逐渐恢复，神职人员陆续汇拢。由于和梵蒂冈断绝了关系，中国官方认可的七十多个教会中，只有五十个主教，其他都处在主教空缺的状况。

由于天主教坚持的普世教会的原则，所有主教必须经过教宗批准祝圣和教廷任命，因此不承认中共操纵天主教爱国会，也不承认“自选自圣”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所谓一会一团）。

2007年，教宗本笃十六世把在中国发展天主教列为重要工作，开始和中国官方及其控制的一会一团接触对话。当年，梵蒂冈承认了大部分爱国会自选的主教，但本笃十六世在对中国信众的牧函中表示，虽然梵蒂冈承认了这些主教，但此后的主教任命必须事先经过教廷批准，也不承认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地位。

“在这个问题上，刘柏年起到非常坏的作用，”河北保定的那位天主教神职人员表示，“他经常在爱国会上攻击教廷，也鼓动各地教职人员不听从教廷的指示。”刘柏年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会长，这位1934年出生的原山东青岛服装厂的厂长，后来由山东天主教爱国会的负责人变成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会长，更因为爱国会的统战地位，进而成为中国的政协常委委员。

刘柏年“知道自己不被教廷认可，因此如果梵蒂冈一旦和中国建交，他就会失去教内的地位，政治地位也就没了，”这位神职人员表示，“所以爱国会里有一批人，不愿意看到关系改善。”

文化大革命之后，虽然天主教恢复了在中国大陆的活动，但忠于梵蒂冈而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主教仍然一直遭到严厉迫害。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以来，有七十多位天主教神职人员被逮捕判刑，也有多名主教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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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品梅枢机于1900年8月2日出生在上海一个公教家庭。1930年晋铎（天主教把从修士、修生、执事晋升到神父的这一个过程）、1950年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1955年9月8日，与二百多名教区神长教友一起被捕。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中国政府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三十三年。

迫于国际人士的压力，龚枢机于1985年7月获释。接着，被软禁，直至1987年获准赴美就医。1979年，先教宗若望．圣保禄二世以“默存心中In Pectore”形势擢升龚品梅为枢机，直到1991年才得以向世界公布。龚枢机本人，也是同时得知的。

1998年3月延期护照时，中国驻美领事馆将其护照没收。从此，龚枢机正式开始流亡生涯。

2000年3月12日，龚枢机因胃癌在美国逝世。◇

本文转自206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