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中国新诗的困境

古中华文化圣殿中，诗乃至尊之王者；诗意凋残了，古中华文化旷古绝今之神韵便黯然湮灭。

敢问诗为何物，可醉倒万世之英雄美女，百代之才子佳人？对此问，我试答之。

人是心灵的存在形式。如果说理性为心灵之智的根据，情感则是心灵之美的源泉。诗，正是情感为自己创造的丰饶人性之美而沉醉起舞的状态――诗，就是美情感的舞姿。

那些情感丰饶的心灵承载者，或危坐于高崖之上，或狂走于暴风骤雨之中，或流连于花间月下，或惆怅于绵绵阴雨，或漫步于苍茫原野之间，或徘徊于金风黄叶之时，或俯首伫立于大江之畔，或凭崖踞石于怒海之边，或迎风踏雪寻月，或披寒戴霜看梅，纵美酒以放浪形骸，向天地咏诵百种欢跃，千般哀愁，万类爱恨，而感天动地之诗由此如冲决地平线的云海雾涛，浩荡于宇宙之间。

诗于文的区别，在于文可读，而诗必吟诵。吟诵较读，要求音韵更趋近艺术。因此，诗又是音韵的艺术。无音韵，便无诗；无音韵之美，便不配称为诗。当然，音韵只是诗，这情感之舞姿的霓裳羽衣；舞姿之魂，还应数情感意境之美。

吟诵难以表达极致之情，于是乎继之以歌，词由此而生。由吟诵达于歌，音韵更富艺术之魅力。不过纵览古中华诗与词，就心灵意境而言，似乎诗又高于词。这只是感觉之言，不足为论证诗与词高下之据。其实，诗与词虽风格各异，却又珠联璧合。我早以把词归于大“诗”的范畴。

至于元曲，则已进入戏剧之领域。虽不能说其与诗词无关，但毕竟分属不同艺术王国。因之，论诗之文可不涉及。

清朝末年国运倾颓，当时虽不乏慷慨悲歌、救亡图存之士，但是，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却随国运一起崩溃。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民族命运的失败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失败。不过，近代中国失败的文化原因究竟何在，直至今日也少有中国文人愿意静下古井不波之心，真正研究之。相反，在躁动、茫然，甚至轻浮的民族文化大失败的情绪背景下，彻底诀别中华文化，全面拥抱西方文化，蔚然成为时代之风尚。

应当对中国近代堕落负责的，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对整个中华文化丧失了信心。结果中国大不幸，引进了西方文化中最坏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失去的乃是中国的文化之魂。

在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西风黄叶之下，中华古诗词绝世之美香消玉殒。当时有浅薄的文人欲以新诗代之，他们现把西洋诗翻成中文，按长短句式排列，然后以此为中国新诗的形式之范。这种失魂落魄的模仿，不仅阉割了西洋诗原有的音韵之美，也使中国新诗从出生之日就没有获得杂交优势。

专功模仿并丧失了创造自信的心灵，不可能成为伟大文学之源。中国新诗的命运正论证着这个结论。中国新诗从情感的意境到表现的形式都处于困境之中。姑且不论情感意境，仅就形式而言，新诗近百年，早已凋残了少女的春红，却仍未能为自己找到可以身相许的音韵之美。

并非将文裁成长短句即可成为诗。文之为诗，必有音韵美，可吟诵，甚或可讴歌。中国新诗，既无龙吟虎啸之音，亦无暗香渡柳之韵，更遑论大汉铁板，红颜牙板之律。

我有言，诗为情感之舞姿。若如是，音韵则为情感舞姿之霓裳羽衣。中国新诗没有配称为诗的音韵之美，情感的舞姿被命运剥去霓裳羽衣，如何能驭长风万里，起舞翩翩！素有国色天香之誉的中国诗，现被近现代文人冠以“新”字，成为新诗，其“新”竟在于诗只能跳裸体之舞。思想至此，良足悲矣。

文学史与人类控驭自然能力史的轨迹不同。后者整体间是循一条向上的路进展；文学史则并非如此――古代可能有奇峰突起，现代亦可能堕入万丈深渊。但有尖酸之腐儒凿凿论证，中国文学在先秦已达不可逾越之巅，现代中国文学的衰落是不可回避之宿命。此乃无智无能之辈，无知无识之徒的一大荒谬。

喜剧永远达不到悲剧的魅力，因为悲剧更接近人性。而悲剧总与苦难同在；苦难是熔铸悲剧艺术的金矿――这说起来有些残酷，但至美的深处，总有一抹残酷的笑容不经意间飘忽而过。

暴政之下，人性苦难如血海泪涛；情感痛楚似火裂白骨。暴政万恶，唯有一善：创造了人性苦难的同时，暴政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之金矿。现代中国能否产生伟大的著作、宏丽的史诗，已不缺少人性苦难的素材，端赖有无中华好儿女以心为笔，以血为墨，书写关于自由人性的诗意。

中国最多的是人——卑俗的动物性的人；最少的也是人——充满诗意的高贵心灵。

且看中国千万官办学者御用文人，或趋炎附势于官场，或皓首穷经于书斋，他们眼中哪有半分诗情，他们胸中哪有一丝高山流水之雅意。他们的生命就如一座座焚尸炉，燃烧的唯有腾腾物欲，被焚毁的则是人性中对艺术之美的向往。

诚然，亦有麟毛凤角之自由写作者，灵感天成，创造出一些值得藏之于金册的诗句。不过，那毕竟只是茶杯里的风暴，决然无法形成犹如中华古诗词磅礴千万里的文化大潮，甚至也根本没有能力预言那种文化大潮。之所以如此，全在于中国现代诗人心灵之意境难以达到诗的高贵。

诗有冰清玉洁之质，她只会委身于圣洁的心灵。污迹斑斑的凡俗之心，万难企及诗之至美。今之自由写作者，虽不愿做专制之精神奴隶，但其中许多人却无法挣脱虚荣和俗誉的羁绊。为得世俗浮名，竟达心机百端，寝食难安，憔悴如朽木之境。此类文人或结党以贬损他人，或朋比以互相吹捧；其心中对世俗虚名的渴望超过对诗意之美的忠诚。他们不懂一个基本的真理：在专制的中国，同自由人性一致的伟大作品向来是在，也只能是在历史深情的回顾中被肯定。此类俗物中，更有不堪者，竟把北欧小国，由一群全然不知中华文化为何物之委员决定的文学奖，视为圣物，以至于有人为之如醉如痴，似疯似癫，积怨成心疾，积思成心痨。

心境如此，夫复何言。如此俗气熏天之心，怎可做诗的栖息之所。情由心生。心在庸人意识中腐烂了，情感就变得肮脏。而诗意只会把艺术之美的梦境送给圣洁的情操。

“对我诗的世俗的奖赏，就是对我高贵心灵的侮辱，就是对我创造的艺术之美的亵渎。因为，诗之美，是燃烧在永恒和无限之巅的圣火，她超越一切世俗的奖赏。”――当现代中国诗人能高傲地向历史这样宣誓时，中国新诗或许才会有希望成为伟大的艺术。

我于弱冠之际，便立于高山之巅，向苍天和大地泣血名志：此生定将让美丽人性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诗。其后三十余年，遍历苦难，超越生死，终成文学巨著四部，英雄人格哲学三卷。

把酒临风，抚书长啸，自谓可以万古不朽――不是我的生命不朽，也不是我的灵魂不朽，我平生只愿生命最终被埋葬在金色的火焰之中，让我的灵魂随金焰化为飞灰，托荒野上漫游万里的风，将心灵之灰一缕送往无人的天际，送进深紫如梦的落日――而是峻峭的人性苦难，已被我的心灵雕刻成万古不朽的艺术品。我不知道中国未来如何；我亦不知命运是否要用中国为暴政殉葬。但我相信，无论中国命运怎样，我的作品都将为我终生苦恋的中华文化，赢得几许历史的尊敬。

文学创作是我的天职；天职已尽，应当死去。即便明日便有万里飞电，划破无垠苍穹，降天雷降我殛死，我自己亦了无遗憾。唯一不能忘情之处只在于，未见中国新诗成一绝代佳人。

现代中国诗艺术的复兴，已不可循复古之路。古中华，诗才天纵、诗意锦绣之奇才，云蒸霞蔚。一代代诗人呕心沥血，刻骨铭心，终成就人类文化史之大美。中华古诗词实可谓已臻化境。在其自身的艺术形式范畴内，古诗词的诗意美已再没有发展自己的余地，因为，亲吻过无限的美――古诗词诗意之美已穷尽了无限，只有对过去的怀恋，没有对未来的追求。不能达到无限者，只好黯然神伤地湮灭于虚无；穷尽无限者则应当辉煌地诀别命运。辉煌的诀别本应意味着另一种艺术热恋的创生，只不过中国近代国运不济，古中华诗词的墓碑竟是立在文化失败主义的万里萧索之上。

中国新诗唯有以天启的创造，方能找到只属于她的艺术之灵，方能开拓出供天马行空的万里云海。然而，成至美之事业，当需卓而不凡之俊杰。中国新诗的困境正呼唤现代诗圣。

具备何等素质，方有可能成为诗圣？一曰诗意丰饶、灿若朝霞之情；二曰狂放飘逸、出尘脱俗之心；三曰深谙音律、敏感如弦之灵。

我有诗意如霞之情，当不必怀疑。想当年第一本哲学著作在北京大学问世，学生便称为诗人哲学家之作；此次流亡海外，四本小说出版后，一读者为我数百万言小说作一句评――“袁红冰的眼睛：诗的栖息处”。

我亦有狂放飘逸、出尘脱俗之心。我的灵魂本就是起自于内蒙古高原的一缕清风，生来便向往形而上的自由；庸人俗物的追求，从不在我只注视万里蓝天的视野之内。

唯于音韵一事，我无大灵性。虽自少年时，便常与蒙古女儿纵酒痛饮，狂歌醉舞，但诗之音韵律法乃大艺术，非有天启，不足以大成。唯能使流逝的时间都颓然醉倒，为之流连的音韵美，方配作“美情感舞姿”的霓裳羽衣。只因此，我不敢问诗圣事。但不知，茫茫人海之间，还能否有敢问之人。

人世间千苦万苦，最苦莫过于中国自由写作者的心灵之苦；人世间千难万难，最难莫过于自由写作者的创作之难。对于中国的自由写作者，文学创作就是苦难而神圣的事业。因此，凡愿承受神圣的艰难者，方可问诗圣之事。

近日夜半更深，风急雨冷之际，常听门外有中国新诗之孤魂，如蒲松龄笔下善良之狐精，纤弱之艳鬼，喁喁而泣，似若求助。不禁悲难自已，故成此文。

只可惜我之情已献于小说、哲学，或许还有法学。真挚之爱乃艰难；对艺术之爱更是艰难至极。数十年艰难，我心已成顽石，不配再爱新诗妖娆之魂。唯有同之垂泪而已。不过，想到尚有海子、杨春光等愿以生命殉诗的至情至性之人，泪尽之处，似乎看到晨光一抹，如血如诗。

袁红冰：中国流亡作家、法学家，著有《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英雄人格哲学》、《法的精神漫谈》、《民主与共和》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