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地处西陲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其中堆满了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文献，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这些被称为敦煌遗书的文献包括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多领域。
北京国家图书馆就专藏了这批敦煌遗书中的16000多件，约占全世界敦煌遗书存量的四分之一。目前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
敦煌文献书写年代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原料的纸张，为研究中国造纸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采用不同装帧方法装订的敦煌遗书，展示了中国古代书籍初期装帧形式的演变过程。因此，敦煌遗书堪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在修复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有些文献明明是一整卷，却被人为撕成10件，这是为什么？原来敦煌遗书刚被发现之时正值国家多难之日，消息传开，引来英、法、俄、美、日等国所谓“探险家”前来，采用不正当手段，将大量敦煌遗书及壁画雕塑掳掠运往国外。1910年，经多方文化名人奔走，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悉数运京，藏京师图书馆。结果，当时负责押解的官员和沿途关卡监守自盗，致使大量国宝流散民间。盗走国宝后，为了让文件的数目能保持原样，就生生将一卷文献拆撕成多件。1911年，运抵京师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为8738号，每号中包含数件文献。
敦煌遗书命运多舛。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局势紧张，全部敦煌遗书和其它部分贵重文献被装箱南运上海，秘密藏于英租界中。直到1950年才陆续运回北京国家图书馆。后经私人捐赠、国家调拨和国图采进，敦煌遗书数量逐年递增，马叙伦、顾子刚、周定宣、丁宝铨、王敏及郑振铎(其旧藏由高君箴捐)等均向国图捐赠过敦煌遗书。其中著名的有陆机的《辩亡论》、唐代初年的《尚书》、孤本《李陵变文》等。
几十年来，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被外国探险家掠走了，国图所保存的是一批价值不大的糟粕。通过整理发现，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例如当年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英国人斯坦因是考古学家，不懂中文，完全没有能力挑选。后来经过数次劫掠之后，还剩下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甚至是说唱话本，为各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49年后，相当一批当年流散在旧官僚、旧收藏家手中的精品也重回国图。例如经过罗振玉收藏的《老子道德经》、马叙伦收藏过的《天请问经》，还有新881号《尚书》等，都是质量极高的敦煌文书。这一批入藏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众多名家的钤印、题记等，使遗书的文物价值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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