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大眼睛 看看祖国的“伟大时代”吧!

一、收入

农民: 一般一个劳动日只有0.1元多,一个劳动日挣几分钱,也非常普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翩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到头,扣除分粮款,只落下0.37元。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无钱购买点灯用的煤油和吃饭必不可少的食盐。煤油、食盐都要靠养鸡下蛋解决。因为区区几分钱,打架、吵骂是司空见惯之事。

城镇职工: 一般,月工资都是30—40多元,50多元以上就是高工资。

二、饮食

农民: 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农民,口粮都以红薯、土豆为主。因为它们是高产作物。顿顿天天月月年年都以红薯充饥的农民们编有顺口溜,如下:“蒸红薯,煮红薯,上顿下顿皆红薯,吃罢红薯酸水吐,红薯把人吃糊涂”,“红薯叶、红薯干,红薯旦旦红薯面,离了红薯没法办”,“红薯面汤,红薯面馍,还有红薯面饸饹,没有红薯没法活”。许多农民因常年吃红薯而患胃病。即使红薯也不够吃——闲时喝稀汤,处于半饥饿状态;春天,青黄不接之时,许多家庭断粮。

蔬菜极少,许多家庭主要靠咸菜、豆酱佐食,很多农民往往只吃干馍喝凉水。食用油更少,大多数家庭一年难得炸两次油条。鸡蛋舍不得吃,要积攒起来兑换日用品。什么时候能吃了一顿肉,便是梦寐以求最奢侈的享受。

城镇居民: 口粮定量供应,普通城镇居民每月20多斤,工人30多斤—50斤。难以满足食欲。

食用油、葱、蒜、豆芽、其他蔬菜、鸡蛋、肉全部凭证凭票购买,供应量很少。砂糖、糖块、糕点也都凭票供应,量极少。市场极难见到水果——也很少有人舍得花钱购买水果。

一般大小饭店,都经营一道大众菜,就是将客人吃剩的菜肴倒在一起,热热再卖,美其名曰:杂烩菜。

家中来客,大多吃家常便饭。很难用肉蛋招待。不少家庭,即使有票,也无钱购买。无论城镇或农村,都很难留客人住上一个星期,因为没有多余的粮票和粮食。

提起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饮食,不能不说说惊心动魄的大跃进时期。当时的亲历者,谁没有喝过大锅煮清菜汤?谁没有吃过连猪狗都不吃的代食品?

三、衣着

一件破烂棉衣穿几代,一条破烂被子盖几代人。不少家庭只有一条整齐裤子,兄弟、姐妹、夫妻,谁出门谁穿。山民穿草鞋,打赤脚,是普遍现象。

城镇居民 布料、纱线凭票定量供应。每人每年的布票是1米多—4米多,仅够做一件上衣,一条裤子,多者可以做一套衣服。大多数家庭都有缝纫机,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服装。

服式,基本上是中山装或军装,颜色多为兰、绿、黑、白四种纯色,十分单调。很长时间,在大街上、公共厕所里抢军帽是常见的一道风景线。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全国各地的流行语。几乎人人都有带补丁的衣服,一件补丁摞补丁洗得发白的服装算是常见的事。

四、住房

农村 破破烂烂的土坯房、窑洞、茅草房是全国各地农村的普遍风景。阴雨季节,房顶漏雨,无法安睡,住窑洞的农民外出躲避,以防窑顶坍塌,许多家庭早已成为习惯。

城镇住房难,和孩子就业难是毛泽东时代城镇居民最烦心最揪心的两大难题。所有居民住的都是公房。大多数普通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仅有一平方米多些。五六口,七八口,挤塞在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里,一张折叠床,晚上装好,加上地铺,上中下三层,长年累月睡三代人是不少家庭的写真——住房难,破灭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

五、医疗

广大农民和城镇贫民患病之后大多采用偏方土法自我疗治,或者根本不治(没钱)听天由命。90%多的孕妇因为交不起几十元住院费只得在家里分娩,为此,婴儿夭折、产妇丧命者不在少数。

六、家庭财产

毛泽东时代,自行车,收音机,手表,是宽裕家庭追求的令人艳羡的“三大件”。桌子、凳子、木箱、被褥,就是当时殷实家庭的财产。西部地区的农民以及中、东部地区的山民,家庭所有财产就是:锄头、铁锨、一领破席、一床烂被子。

七、城市建筑面貌

全国各地的县城,大多只有一两条、三四条小街,尽是些破烂屋。

中小城市,都是道路狭窄,路面坑凹不平,楼房极少,大多是破烂瓦房,路边流淌着污水,厕所飘散着恶臭。

以上林林总总,只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挂一漏万的浮光掠影。尽管如此,人们也可以感受到,在长达28年的岁月中,中国人民的物资生活是何等的“美满”!何等的“幸福”!

请注意!这种“美满”、“幸福”的真实内涵是: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而与此同时,却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类生活飞速改善。地球上许多国家,纷纷实现了家电化、轿车化,弱势群体享有了种田、食品、住房、医疗、失业等种种补贴。社会实行了最低收入保障。

1976年,原来与中共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这一年,彩电普及率96.6%,(中国近于0%),电冰箱普及率100%(中国是0%),每3—4人拥有1辆私人汽车(中国是0)——日本所有的"无产者"都变成了富人,而中国除少数高官权贵以外,近9亿人几乎都是赤贫赤贫的无产者!

1976年,中国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5.7%,降至1%(根据郑必坚先生的文章《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新道路》)。而这年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2.6%。这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比全球平均水平的1/22.6还低!

1976年,全球各国贫困线是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中国年鉴》公布的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年收入合56美元。然而,他们除了难以果腹的口粮(以红薯为主)外一无所有。其真实收入充其量只有十几美元,是全球贫困标准的1/20!

特别是,在“伟大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接连不断,人人噤若寒蝉、万马齐喑。

这就是“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伟大的人民大救星”带给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当时,拥有巨大特权的高级官员,经常体检,小病大养,公费医疗保障无微不至。像江青之流利用公费医疗专款购置私人生活用品者大有人在。——权贵们,竟然耗费了全国医疗支出的85%!

当时,权贵享有精美蔬菜优质鱼肉蛋、名酒、名烟等等特殊供应,享有轿车、暖气、空调、保姆、勤杂、司机、秘书、警卫等等特殊待遇。

当时,毛泽东拥有40多处富丽堂皇的现代化行宫。

当时,全国取消了稿费制度,唯独毛泽东一人独享高标准稿酬,而且从不纳税。其私人资产可跻身于当时世界级富豪行列——即使按照既得利益者汪东兴不可信的说法,毛泽东的财产也相当于中国普通农民家庭的200万倍。

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生活!而且是“人类5000年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幸福和伟大”——“实在让人恶心透顶!”,这话应该对谁讲?

受惯了忽悠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心明眼亮的后世子孙们,千万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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