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武革命和国人暴动，在中国史书上区别得很清楚：革命是革命，不是暴动。我在《暴力邪道——关于五四运动的沉思》中已扼要指出：汤武革命是中国夏、商两朝末年诸侯贵族进行的反抗暴政的两场革命，商汤伐桀以商朝取代夏朝，武王伐纣以周朝取代商朝；国人暴动是西周中晚期，镐京平民赶跑厉王的一天动乱。这三件事虽然都用了武力，却并非暴力，没有滥杀无辜。但五四运动之后成为新文化运动主流的马列邪说，却混为一谈地说：革命就是暴动。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将武力和暴力、革命和暴动搅拌成浆糊，明确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宣传队到处唱这句话，当然还有更多宣扬暴力的语言。汤武革命就这样成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佐证，被解释成为是生产力发展到夏、商两朝末年，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汤王、武王，暴力推翻夏桀王、商纣王代表的垂死的旧王朝而创建新王朝的革命，推动中国奴隶制国家走向巩固、强盛。国人暴动，是指周朝统一的西周中晚期，生产力发展使奴隶主和奴隶阶级斗争激烈，都城镐京以平民为主体的暴动，赶跑周厉王姬胡，西周统一由强盛走向衰落。
这些观念今日毛派依然基本继承着，在学校政治、历史课中不停地讲。这并不是在讲历史，而主要是在传播政治观念，用唯物史观的政治斗争思想阉割中国古代史书中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国人暴动等历史传说，有血有肉、有生活细节的真实历史没了，只剩下教科书里引进的马列“暴力革命”的政治概念，被毛泽东说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中国史书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
汤武革命两件事，都载于古代典籍《尚书》和正史《史记》，前后相距6、7百年，都是在“淫乱＋暴政”朝政时出现。汤王革命的背景是：夏朝自孔甲以后，帝位继承者以为有鬼神护佑，就可以不履行天帝必须勤理朝政的职责，于是成天打猎玩乐；桀帝在位更加失德，酒池肉山、撕绸为乐的荒淫中更增添著名的炮烙酷刑：烧烫涂了油的铜柱以虐杀犯人，以听犯人掉入火中死前惨叫声音为乐，并这样处死劝阻他不要这样残酷的大臣关龙逢；桀帝自比为永久不落的太阳，以至于黎民们宁愿跟太阳一块堕入黑暗死亡。武王革命的背景大致相似，纣帝恃徒手击毙猛兽和拉九牛倒走的勇力，与妖精妲己沉溺于宫廷享乐，酒池肉林的宴会大吃大喝，七昼夜不停享乐，炮烙酷刑之外更发明敲碎赤脚过河者的脚骨、剖开孕妇的肚子、将忠臣侯王剁成肉浆，逼被称为圣人的姬昌吃儿子的肉，挖被称为圣人的叔叔毕干的心。
这就是说夏朝、商朝晚期末年，君主荒淫残暴的失道政治天怒人怨，才有汤武发动的诸侯武力革命。但这并非俄共1917到1991年、中共1927到现在比拼凶狠残暴的暴力革命，让被推翻的人灭族、让被骗的支持者恐惧，只是一战重排诸侯座次的乾坤、君臣换位，扑克派争上游游戏似的进贡、朝贡关系的换位。这里没有武力凶狠残暴、你死我活的持久打拼。也有比，比的主要是两朝交接君主的道德形象，例如商汤以虔诚祭祀天地神鬼的正道合乎天意、网开三面的仁爱德行顺应人心。
《周易•革卦》彖词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都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说：商汤灭夏、武王灭商之改朝换代的革命，是天命人心使然：是执行天命，所以比前朝更敬鬼神、知礼义；是顺应民心，所以人民由衷欢迎。
国人暴动这件事载于《史记》、《古本竹书纪年》。大约希腊人荷马吟诗演唱时，西周厉王借故烹杀齐哀公，震慑臣下以便为所欲为；推行山林、湖泽财物国营的政策，不准平民进山林川泽谋生，引发怨声载道。周王请来巫师指认在心里骂他的人，抓捕起来。如此严厉且愚蠢的暴政引起公元前841年镐京平民（即国人）暴动，厉王出逃在外不敢回来。由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行政14年直到厉王病死，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共和政治。希腊斯巴达、罗马两王共和都可谓西周两公共和的历史涅槃。国人暴动只是武力请愿，跟俄共彼得格勒、中共南昌和秋收等夺权暴乱完全不同。
关于商汤革命和国人暴动基本史实的正本清源，告诉我们：所谓中国人欺软怕硬、主奴合一的国民劣根性，纯属文人鲁迅“惧怕母亲，欺压老婆”的缺德品性，强加给中国汉族整体。鲁迅孬种，勇气不如少女杨荫榆，屈从母亲包办婚姻的意愿，杜撰出阿Q、祥林嫂等夸张的艺术形象，让懦弱之名全民背负的无耻品行，又因为敢胡说八道被逻辑思维混乱和跟鲁迅一样缺德冒烟的毛泽东等好斗魔怪视为硬骨头。思维混乱是所有东方人相对缺少律师、议员式的训练在辩论中有的情况，缺德是人类共有的自私弱点，并非所谓中国人独特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奴性。中国华夏族人跟英国人、俄国人等大多数古代民族一样，部族瓦解直通封建制。封建不专制。
中国封建制时代是古代联邦礼制的部族天下，“天下为公”思想被多数帝王认同，暴政统治只是个别帝王的现象。中国奴隶人数少，只是政治地位暂时卑微的贱人，有才就可以解放，并非希腊罗马那种世代为奴的政治牲口。因此中国古人不可能形成奴性十足的劣根性。从夏商汤武贵族革命，到西周国人平民暴动，都该出手时敢出手、必出手、能出手。华夏文化带给中国汉人的基因是：抗暴有勇而且有谋。不幸不争、不敢反抗成为大众现象，并非中国古代社会，甚至也不是中华民国。所谓国民劣根性在中华民国大陆38年和台湾65年都没有，只是中国共产党62年极权专制形成的政治绵羊或共工部民现象，是反抗的物质财富和道德资源被剥夺的结果。
辨析汤武革命和国人暴动的历史真相，清除唯物史观红雾，给我们启示如下：
1、中国古代革命是有道伐失道，高德胜缺德。从汤、武贵族革命到国人暴动共和，抗暴轨迹都是中庸之道，革的只是夏、商两朝在末代的暴政皮革，比如炮络酷刑政治、酒池肉林生活，却承传着华夏族人一贯以来的氏族、部族道德传统：“天地人和，仁义礼智”。国人暴动所致的周召共和政治14年，在厉王死后，如果周公和召公不还政给周宣王，以私心结束周朝，那么中国就先于斯巴达、雅典、罗马步入公民统治奴隶，以殖民侵略、奴隶贸易和多神邪教腐败繁荣的法制亡国道路。如果真是这样，春秋战国时代北部的犬戎、匈奴，就是历史安排的中国人的亡国力量。
2、在封建社会贵族是抗暴政的主力。夏朝、商朝末年，汤王、武王革命，都是朴克牌A升级为小王并替代大王位置似的革命，整个革命过程中，10～2似的的民众基本上没有独立的动作，惟有牧野之战里商纣王队伍里出现奴隶和狱犯，也都是阵前倒戈的无名之辈或者象棋里还没过河的兵卒。西周以前，农耕主要还是氏族村社形式，一村一姓一族一国，男耕女织的平民小家庭八百年后秦朝才普遍有。所以汤武革命，又好像下中国象棋，将帅步步为营如同君王不出九宫，士、象、马、车、炮好似五路诸侯在后方纵横防御，过河兵卒类似平民追随贵族在前朝攻城掠地擒王。
3、平民抗暴在封建社会是理性的。西周国人暴动，跟后来历朝农民起义舞刀弄枪杀人流血、落草为寇、攻城为王明显不同，只是拿棍棒吓跑厉王就算了，没有人去追拿他回来砍头，或者割一只耳朵、剁一只手，没有毛泽东的共工农民匪军冲过长江、海峡，攻占南京、金门那种“解放全中国”、不给国民党留一寸土地的穷追猛打。这些平民理性最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职业是耕田渔猎，闯进王宫武力请愿之后，回家过去做什么还做什么；没有毛泽东鼓励的杀伐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的那种矫枉过正的暴力动乱，好比周厉王跑去养猪玩去了，贵族们代理他行政办公到他死后儿子继位。西周镐京平民没有五百年后希腊城邦公民苏格拉底等、2700多年后中华民国北京学生梅思平等参政议政的热情和心愿。这时候没有暴力革命。
4、三代抗暴是儒家仁政和秦汉以后抗暴的历史遗产。商汤革命，成汤（天乙）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的理性计划，先灭忠于夏桀的属国韦、顾和昆吾的军事武力与请罪称臣的和平奏章等外交方式，削弱夏朝的力量；等待纣帝继续玩乐到东夷也弃而不顾，归商的诸侯增加到40个之际，才出兵正式讨伐夏桀昏庸凶残而失道的暴政。汤最后与诸侯开诚布公地商讨立约：“如果错讨伐了纣帝，我受上帝惩罚；你们助我，我有赏赐；如果你们违约，必须受罚”。誓约得响应，鸣条一战而胜。夏桀兵败被捉住和流放在亭山后，商汤马上祭天，安抚夏朝臣民说，他只按天意诛伐有罪的桀，不处罚臣民。汤对前来朝贺的诸侯皆以礼相待，自己只居于诸侯之位，表示谦逊。于是诸侯告祭于天，衷心拥护商汤做天子，商朝建立。
武王革命的“三伐”（谋、交、兵）理性，更通过两千多年后的《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故事，转换成在广为流传的文学艺术，形成民间智慧，普遍的思想元素是：敬神莫招妖魔祸乱，革命者必须讲道德，战天斗地即妖魔鬼怪。
正因为有汤、武革命顺天而行、理性行事、以德服人的典范和国人暴动暴而不烈、动而不乱的先例，才有孟子“闻诛一夫纣，未闻杀君也”的臣民抗暴有理的思想。尽管这思想在秦汉以后被皇权以“三纲”压制而不宣扬，但在民间转换成瓦岗、梁山抗暴故事一直培育着汉人的血性。改朝者往往都要发布讨伐檄文控诉暴君罪行，以表明其统治合天道、顺人心；在获得政权之后、登基之前，要举行祭天的仪式，就连秦始皇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是天意民心出政权，抗暴者残暴如项羽就要遭抛弃。
辨析汤武革命和国人暴动，革命和暴动红眼看是一回事，正本清源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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