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君子忧国--关于五四运动的沉思（二）

2010-12-23 20:50 作者:唐子

关于五四运动的沉思之《小人爱国》，列举当时各地学生领袖罗家伦、段锡朋、张国焘、傅斯年、瞿秋白、张太雷、于方舟、马骏、孙越崎、周恩来、郑振铎、闻一多、陈潭秋、何葆仁等，无一不是心智尚在发育中的小人。梅思平在这群小人头儿中还只是一个小先锋。所以曹汝霖作为君子大人的遭遇可想而知。

长期以来，很少人了解真实的中国曹汝霖。我们没看到过历史人物曹汝霖，从不下上亿本书和文章中看到的曹汝霖，只不过是五四运动事件中的一个政治标签。长久定位为卖国贼，是党文化思维，逻辑是：颂小人爱国，必须骂曹卖国。曹汝霖，1877年生于上海，是个修儒信佛、学贯中西的君子。儒学佛学西学都没教他如何卖国，他却因为是弱国官员代政府挨了一场国骂，作了“君子忧国、小人泄愤”运动的替罪羊。问题在于：君子进了弱政府，是否就该骂卖国？

曹汝霖由于“五四”运动而臭名昭著，运动过后他展示给人的真是一个君子形象。曹汝霖先躲在医院，后搬到北海团城，改了个闭门思过的名字叫“觉厂”。42岁的他从此告别政界，从事慈善活动，每年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1920年代，他发起兴办属于慈善性质的中央医院，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曹汝霖在中央医院任职，筹措所有经费，却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抗战期间为阻止日军强占医院而找日军理论，保住了医院的独立性。他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达十余年，重用钟惠澜、林巧稚等专家名医，医院颇有声誉。1949年后，中央医院被中共接管，干了日军想干却没干成的事。而今这个被叫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所有职员，谁为医院独立经营跟中共理论过？

不仅谁也没有，而且全民从小了解五四运动时，都要跟老师骂曹汝霖卖国，直到今天。知道曹汝霖是个讲仁讲义的君子，顺藤摸瓜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抗战爆发后坚决拒绝投靠日本。曹汝霖在北洋政府任职时亲日是政府行为，他只是当时不够明智，没有选择辞职。或许其国民良知屈从了官职道德和当官的名誉和利益。但经历五四运动之后，显然国民良知醒悟。所以他不再做官，坚决不做日军支配的华北政权的官。硬给他挂上“最高顾问”、“咨询委员”，他从不去就职。他不仅拒绝出任粮食局官职，还拿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去质问华北伪政权：为什么让老百姓吃这样粗陋的粮食？曹汝霖是个真君子，的确败也五四，成也五四。

五四运动侮辱了君子曹汝霖，却也促成曹汝霖成了一个善良的人。五四运动虽然是稚气尚浓的大学生小人为主导的爱国运动，主要发起人或支持者却是三个半君子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陈独秀。君子后台忧国，让小人前台冲锋。

梁启超，这个1873年出生的11岁的秀才、16岁的举人，拜33岁的举人康有为为师，是依循孔子“十五而志学”的君子修养历程学习的真君子，做了清朝80天的六品官，当了14年的海外流亡保皇党人。辛亥革命成功后顺应时势完成了虎变、豹变的自我革新历程，成了中华民国的大人、君子，发起护国运动使人生色彩美丽光泽，发起五四运动虽光彩斑斓却被共产党遮掩至今，便于骗人害人。

1917年梁启超推动段祺瑞内阁宣布对德、奥宣战使“世界惊动”，之后与段祺瑞在马场誓师讨伐张勋复辟第二次挽救了共和成功，之后辞去内阁大巨，于“一战”胜利后组织起国民外交团前往欧洲，希望促使巴黎和会废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废租借地及逐步撤销领事裁判权；废除协定关税，要求退还庚子赔偿。和会召开期间，梁启超得知：1918年段祺瑞通过章宗祥秘密换约，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给日本以换取参加一战的借款；美国威尔逊准备对日本让步；北京政府软弱，争取山东权益的外交活动已失败。梁启超知道情况之后，4月24日发电回国，敦促国民外交协会动员民众保卫青岛。这就是五四小人爱国火山的引线。

接下来是梁启超媳妇的父亲林长民推了第二把手。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陆征祥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已写入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条，电告北京政府，主张签约接受。2日，北京政府密电中国代表可以签约。林长民， 1876年出生，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堂兄，父亲是儒家进士，本人是1899年的秀才，1919年外交委员会事务长和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在《晨报》、《国民公报》履行君子忧国职责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3日下午，林长民北京召开外交协会会议，会议决定阻止政府签约。

蔡元培，成了五四运动发起的第三推手。这位1868年出生、17岁的秀才、24岁的进士，1919年国民外交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校长，执行外交协会会议的决定，将外交失败转报学生。就蔡元培的意愿，他并不主张学生参加校外政治活动，清楚地知道学生的主业是学习，过早卷入政治活动于学习和心智都不利。但他一生以君子谭嗣同为人生楷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君子品格也不容他剥夺学生的知情权，不许他阻止学生的成长历程。3日当晚北大学生召开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上街示威游行。以民愿给政府外交施压的运动，就这样发生了。

24年前的1895年，全国各地汇聚北京参加会考的举人1300多名，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发起下举行过也载入史册的公车上书，这些大多数有老婆和孩子的君子主要是递交请愿书，懂得克制，也的确克制，所以没有打人、烧房的暴力事件发生，当然也没有人被捕。声势自然也小，当时各地根本不知道。因此也没有起到推动清朝政府发生巨大的抵抗日本的作用。之后君子忧国心愿转入后台。

中国地方举人在考取进士之前差不多都是地方名人，在私塾教学或官府做幕僚等，血性被知书达礼的道德理性制约着，他们既要忧国，也要顾家（考虑父母老婆孩子）。公车上书之后的留学生拒俄运动就不再这样了。这场1903年4月发生的爱国运动，被党文化思维以“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定性，中国人几乎不知道。这场运动也属小人爱国，与所谓资产阶级毫无关系，就是未成年人的爱国血性掀动的，反对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欲长期霸占东北的企图，清朝海内外学界文人为此集会、游行，通电俄国和清朝廷表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北京、武昌等地学生集会抗议，罢课示威。日本留学生召开抗俄大会要求政府出兵拒俄，之后成立“拒俄义勇队”每日操练，准备回国参战，表示愿“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1903年学生拒俄运动最终被清朝廷镇压，可谓五四运动的演习。

拒俄运动后台是上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君子，蔡元培就是中国教育会的创始人。五四运动后台是中国进步党和中国国民党中的君子，梁启超、林长民是进步党领袖，蔡元培可能没有宣誓加入国民党，却拥护三民主义，所以1927年建议蒋介石清党。五四爱国精神跟共产国际主义南辕北辙，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温和理性，是君子。陈独秀最多算半个。

陈独秀，1879出生于安徽安庆，17岁的秀才， 18岁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就转向西学， 22岁有了一儿一女以后四次去日本，三次留学一次避难，先后组织过青年励志社、安徽爱国会、“岳王会”，24岁时强行剪过学监的辫子，拒俄运动中干过演说家，先后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执教过芜湖皖江中学、杭州浙江陆军小学、北京大学，做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参加过反袁的二次革命，41岁到48岁时领导过颠覆中华民国的共产革命，被中共抛弃后成了不结党营私的君子。陈独秀性情偏激，至死都没弄明白《周易》之“蛊”、“革”、“鼎”卦所述“振民育德”、“治历明时”、“正位凝命”的君子精神，50岁之后才有些明白。

陈独秀1919年40岁之壮年时相逢五四运动，之前就辞职离开北大几十天了，并非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却是这场幼稚的小人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幕后活动跟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忧国无关，主要是恨政府。陈独秀1914年发表言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人民可以不爱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恶国家，他很明白地选择了憎恨中华民国的代表——北洋政府。五四运动的60多天，他主要利用《每周评论》在上海吹“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教唆学生不要针对曹、章、陆，主张平民以强力征服制造“根本罪恶”的政府。陈独秀终于在上海呆不住了，运动30多天后回北京，9日印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亲自在闹市区散发，直接提出“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明确煽动革命。

北京政府立即逮捕了危险的陈独秀，紧接着撤销了曹、章、陆的职务，依然还是指令中国代表团签约。结果却有些戏剧性：28日，代表团驻地被巴黎留学生包围，代表团借此发表拒绝签约的声明。五四爱国运动，说白了，只是儒家文化下君子和小人的一次前后台共同演出的一场现代政治戏剧，民心使然，不值得神圣化。中共却神圣化了90年，实乃阴险，旨在为其邪毒的革命恶行涂脂抹粉。

五四运动造成和而不同的君子厌倦争斗，通过彼此隔离、结党离心、离德营私三部曲，日趋社会边缘。如果当时北洋军阀徐世昌够邪够恶够狠够毒，有刘晓波学陈独秀想由后台走向前台之后中共军阀邓小平那样的邪恶狠毒，杀学生几千再封闭学校、报社进行“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北洋政府，就没有新中国”的洗脑，全力宣传学生“背后有黑手，想让中国人饭都没得吃”，地位也就稳固了。北洋政府中的军中小人为何没这么邪毒？因为儒道佛文化传统中没有这种邪劲。

中国近代，即君子威信衰落和小人威信上升的历程，近代文化可谓小人文化。革命党日趋代替儒教成为支配民国的统治势力，党魁代替皇帝行政，却被民权和小人反理性和反礼教攻击得孱弱，无力驱散共产革命的妖雾，中共红祸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