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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害臊的使命--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

和平演变或西化 = 百姓得到福利保障,官员失去特权庇护

作者:辛子陵  2010-12-23 18:5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10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本是冷战的产物。

1957年7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预言,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大概是演进性的,如果他们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1]

195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印发杜勒斯的言论,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革命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得逞。

美国的做法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率,把蛋糕做大,提高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美国搞的是“庸俗”唯物论,用老百姓的富足生活去“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做法是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加强对人民的革命化教育,隔断与西方世界的一切联系,让人民在自己吃不饱、穿不好的情况下,热血沸腾地做好准备去“解放资本主义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

中国与美国隔着太平洋。中国百姓听话。像相信母亲一样相信党。绝不看西方的书报杂志,绝不听西方和台湾的“敌台”广播。如同婴儿睡觉时,只要妈妈说一声“赶紧闭眼,大灰狼要来了.”就赶紧闭上眼睛。在改革开放前,党的反和平演变的措施显得十分有效。

但在德国不行,那是冷战对峙的前哨。一墙分开东德西德,两种制度,两个世界。工人在东德干活,挣500马克;到西德干活,挣2000马克。东德工人被告知,在东德干活是为自己干活,是当家做主;到西德干活是受压迫,受剥削。

许多人权衡之后,还是冒着性命危险,“用脚投票”投向了西德。宁愿去受压迫,受剥削,也不留下来当家作主。“庸俗”唯物论战胜了思想领先。

经过半个世纪演变和反演变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越来越看明白:“现代共产主义正在变成一种越来越无效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执政党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2]于是,柏林墙被推到了。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被人民抛弃了。

中国得风气之先。邓小平看出来了,再搞毛泽东那一套“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极左的东西,要亡党亡国,提前十年搞了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自己“演变”了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下,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重组国民经济,走上了新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果然一“资”就灵,30年间,GDP从1978年3600亿人民币增长到30万亿人民币。1978年中国人均GNI只有190美元,2007年达到2360美元。但不能承认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得把这个成绩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帐上。

因为只搞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没有变,政治体制没有变,所以在中国继续反和平演变。不过这代表的是官方的声音,官员的声音。这和毛时代对比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是人民和党共同反对和平演变,青年人争做革命接班人。现在人民觉醒了,官方反和平演变的声音曲高和寡。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在,有自视比大陆制度先进的台湾在,大陆官方不敢再说一旦和平演变过去,“人民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话,只能笼统地说“江山改变颜色”云云,这里说不出来的苦衷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员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毛泽东时代是关起门做皇上——自尊自贵。垄断封锁一切新闻资讯,舆论一律。明明看到西方世界飞速发展,经济繁荣,但封锁西方信息,告诉本国人民“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后来国门打开了,人们走出去一看,完全是相反的景象:我们一天天穷下去,敌人一天天富起来。想想我们曾胸怀世界,要去“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自己都臊得脸红。1980年王震副总理到了英国,碰上开电梯的工人,一打听,人家的工资是他的八倍。邓公这才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闹了半天,我们二十多年干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穷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一个穷社会主义,一个假社会主义,怕什么和平演变,怕什么西化呢?变成富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难道不好吗?

中国就是演变、西化到美国、英国、瑞典那样的情况,老百姓并不怕,那种民主自由、那种工资标准、那种福利待遇。美国、英国、瑞典那样的政治社会制度,没有贪官污吏生存的环境。一方面执政掌权,一方面贪污受贿,一个星期也混不下去。那样的政治社会制度绝不允许政府拿出20%的财政收入给官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绝不允许特权人物吃喝嫖赌全报销。谈到这一点,我想起了一个案例。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3]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我国社会政治制度要是演变、西化成这样,对于官员来说简直是进了地狱。所以,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西化,嚷嚷的最欢的是贪恋特权的贪官污吏。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三分之一用于公务,三分之一被官员家庭私用,三分之一被司机私用。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因为车连着官员,官员连着体制。哪级官员配什么车?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一动车子,就涉嫌搞了西方那一套,丢了中国特色。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公用轿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2009年已达6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61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请问当朝衮衮诸公:在对公车的管理上(这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环节),是我们这一套好呢?还是西方那一套好呢?

 

引用來源:

[1] 董耀鹏等:《两种制度的生死较量》,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1页。

[2]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的危机:公民参政的矛盾》(1987年10月)转引自董耀鹏等:《两种制度的生死较量》,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7页。

[3] 贾军:《我国有几千个国防开支可以浪费》,2006年3月14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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