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口述: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图)

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谢静宜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向她提出的一些意见,她还是听的。她那时甚至还能把这样一些话传达给我,说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有野心。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我们的分歧就大了,谢静宜基本倒向“四人帮”,跟着毛远新跑。她负责管团委工作,在团系统点名批邓。我批评了她,说中央没有决定点名批邓,我们市里不能点名,邓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嘛。谢静宜根本不听我的,继续在团的会上点名批判邓同志。这以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华国锋说:谢静宜他们要点名批邓,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华国锋是慎重的。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点名批邓后才点名的。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时,马天水揭发邓同志在上海与他谈过话。会上还批了周荣鑫。“四人帮”是想让迟群代替周荣鑫的。周荣鑫后来还是被他们整死了。

在华国锋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会议期间,倪志福去看上海参加会议的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倪志福去时,毛远新也在,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我们上海、辽宁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这期间,谢静宜还找刘传新、徐运北、丁国钰谈话,提出要揭开北京市委的盖子,说市委右得不得了。谢静宜说:“丁国钰,你也要检讨。”丁国钰同志被迫写了一个检讨。谢静宜提出丁国钰要检讨,想在丁国钰检讨后,就提出要我检讨的问题,顺藤摸瓜嘛。他们当时是准备闹一闹的。那一年,姚文元的爱人金英调到北京,通过中央组织部要安排在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与她谈话时,先对她表示了欢迎,同时提出市委组织部的人已经很多,可否安排她去市委研究室工作?我说:在研究室工作可以到处跑一跑,看一看北京市的情况。金英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上海是新干部提拔得很多,北京市老干部很多。我说情况不一样,北京市原来的老干部就多。谢静宜为此提出要一份市委的部、局、委、办的老干部名单,她要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批我们是右倾复辟。这个主意是“四人帮”出的。丁国钰要组织部开了一份名单,送给我时问怎么办?我说:就说送给我了,她要时让她找我要。我把这个名单压下了。我找谢静宜谈了一次话。谈话中间我提出我们对江青的那点认识是听她传达毛主席说“江青是一个大女流氓”后才产生的,毛主席的这个谈话,我要向政治局报告,说明是谢静宜告诉我的。我与谢静宜这次谈话后,不知是谈话起了作用呢,还是有别的原因,谢静宜有了退缩,不硬逼了。针对谢静宜提出的要在市委常委会上揭开盖子的言行,我决定每次开常委会都要扩大,每次扩大到一二百人参加,迫使她不敢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我还让丁国钰把写好的检讨送给我,我对他说:我还没有检讨嘛。

谢静宜看着这个办法不行了。她在一次打电话中对我说,市委要检讨。早些时候,毛主席一再讲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远新就提出了辽宁学习理论的具体做法,叫什么我记不住了。当时,中央正在推广这个经验。所以,我对谢静宜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要抓好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学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你也在场呀!谢静宜考虑了一阵子,只好说那就搞个学习班吧。学习班是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宣传部的副部长徐骏主持的。北大、清华都派人参加了。在学习班上,二七车辆厂的同志不同意北大写作组的观点,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先用开常委扩大会的办法,然后又采用举办学习班的活动,阻止了谢静宜搞乱市委的企图。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之后,大事接二连三地发生,谢静宜就忙不过来了。


(本文节选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授权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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