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救星变成扫把星 天文学者哭了 (组图)

本文写一位仰望星空的青年，他酷爱天文学，对寰宇的奥秘充满了童心，从少年时期起就在许多宁静的夜晚观测星天。可是当温先生的新近题词使“仰望星空”时髦起来时，他却早已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

四十年前他被枪杀，只有二十五岁。他叫唐志强。

几年前，一位青年文革研究者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救出了一份文革时期的《通知》（197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制），那实际上是一份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前夕“供群众讨论”量刑的死刑犯名单，名单上的二十人均已于1970年被处决。唐志强名列第二，他的罪名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唐志强，男，二十五岁，安徽省人，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

唐犯思想极为反动，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大量书写反动日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投机投靠外国未遂。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唐犯化装成外国人，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三百余份和反革命信件多封，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笔者已有能力去理解和质疑上述的指控。因为，同时期的受难者遇罗克、沈元、王佩英、马正秀等杰出人士的生、死、冤，早已彻底颠覆了笔者的认知。笔者深信，唐志强会是一位具有近似人格的牺牲者，唐志强案也会是一个具有近似情节的冤案。可是，有什么史料能支持这个判断？除了《通知》上的一个名字和一段文革司法机构的判词，唐志强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下了什么？

追寻唐志强生命的痕迹，果然，他的音容还留在一个署名“大饭”的人的记忆里。“大饭”的博克文章题为《往事的印记》，2007年他写到：

唐志强，我的天文老师，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个子不高，性格内向，工作认真，朴实无华。他热衷于天文，经常深夜里把我和刘百操﹑王一宁等几个人叫起来，遥望夜空，观测星星，耐心的向我们讲解夜空的奥秘，他教会了我们许多天文知识，激发了我们探索天文的兴趣。想不到一天下午，他被警察带走了。据说他反对林彪，当我们听到他的死刑判决书时，都惊呆了，茫然与惶恐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释怀……。他走的时候，只有那些基督教友为他送行。

几年后，林彪叛逃坠机灭亡的下场使我又想起了唐志强，我为之惊叹，也为之惋惜。（新浪博克“鹰击长空”2007-02-02 23:26:30）

“大饭”在哪里？唐志强其他学生在哪里？他会不会有专著留在这个世界上？

笔者联络受访人无果，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安静的阅览室里找到了唐志强的遗作。那是期刊《天文爱好者》，能查到的遗作竟有三篇。

1963年唐志强还是北京八中的学生时，就在当年第十期《天文爱好者》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我对天鹰座n星的目视观测》的文章，报告了对天鹰座n星将近两个月的观测、计算结果，他的开篇是：

“天鹰座η是一颗造父变星，我在去年10月4日—12月2日对它进行了近二个月的目视观测，每逢晴天夜晚都要观测一次，共得亮度记录48次。……”

独对发黄的书页，眼前有一幅静夜星天的图景淡出，唐志强变得真实起来。特别是看到他的名字被人涂污，打了叉子，旁边还有“叛徒”二字，更是涌起了一阵辛酸。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天文爱好者》1963年第10期第15页局部

唐志强的第二篇遗作《我们的天文小组》刊登在《天文爱好者》1965年的第七期。这时，他已经是“北京市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从1963年以八中的学生身份发表文章，到1965年成为西城区少年科技站的专职天文辅导员，可以断定，唐志强没有进入大学，凭其对天文科学之专，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被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录用，开始从事天文辅导员的工作了。

《我们的天文小组》一文是唐志强对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小组工作的报道，该站天文室于 1963年9月成立，天文小组从无到有，到发表《我们的天文小组》一文时，已经有了组员101人。文中记述了天文辅导员的具体工作，“在初、中、高级组里，除由天文辅导员讲授天球坐标，时间计量，望远镜等基础知识外，还可按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分别参加变星、流星观测和制作望远镜等活动。”

行文至此，出现了一幅说明文字为“辅导员正在指导组员制作简易望远镜”的照片。那位躬身做示范的青年，应当就是辅导员唐志强！文中另一幅照片呈现了他的正面，他正在演示利用手摇计算机进行观测归算。他多么年轻！

辅导员正在指导组员制作简易望远镜

翻至1966年的《天文爱好者》，想到文革在这一年开始，不禁感到沉重。不过是年《天文爱好者》的第二期仍刊有唐志强的文章，标题《一颗明亮的大流星》，竟然谶语意味。当时山雨欲来，唐志强仍在专注地观测星天。他写到：

“1965年11月3日东经120ｏ标准时（即北京时间1时47分），我正在观测（观测地点北京西城区）的时候，突然，一颗明亮的流行垂直地平向下飞过。这颗流星极亮，可能是一颗火流星，亮度估计约为负4.5等，出现时天空背景都被照亮。……”

1966年6月8日，《天文爱好者》停刊。停刊号塞进了 “毛主席语录”，充斥着如下与天文科普风牛马不相及的文章：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社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仇恨怒火越烧越旺，决心捣毁“黑店”打倒黑帮——记北京天文馆职工集会声讨邓拓反革命黑帮》（北京天文馆通讯组）、《决不允许邓拓等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第二研究室通讯组）、《邓拓抹煞不了大跃进的事实——从我系的成长驳斥邓拓黑帮对大跃进的污蔑》（肖兴华，倪彩霞，刘学富，郝允祥，堵锦生，何香涛）、《大跃进万岁》（南京大学天文系五年级天测时间纬度组）、《党比母亲还要亲》（徐保林）、《坚决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毛主席》（董淑芬），《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武器——记〈中国天文年历〉的诞生》（中国紫金山天文台通讯组）。

笔者能够想象出从此以后唐志强的压抑、迷茫和愤怒。血淋淋的斗争场面、满视野的红海洋、山呼万岁的仪式、锣鼓喧天的集会，对这位习惯于静夜仰望星空的青年是难以忍耐的精神折磨；天文观测和科普活动的嘎然停止和被迫参与政治运动的生活带给他巨大的痛苦，而宗教信仰使他的理智仍具有精神投注的能力。仰望浩淼的天宇，面对宇宙的博大，他的心灵依然自由。他藐视人造的神，也鄙视强求的效忠。可他孤独，只有写日记，与自己的灵魂交谈，写下思考，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渴望自由，希望有个地方，可以继续仰望星空，把天文观测坚持下去。这个职业为天文辅导员的二十五岁青年，怎么会“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三百余份”？他只是希望逃离囚笼，不甘心就那样就范于暴政。

可他没有想与写的权利，也没有躲与逃的可能。他年青的光焰强烈的生命宛如流星，无声无息地陨落了。天空黑暗，大地血腥。

未能获悉唐志强是否“平反”，那于笔者并不重要。笔者知道，他们残害了他，却未能杀死他的内心。

“仰望星空”时尚起来，可是其实，我们曾有过仰望星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