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懂《岳阳楼记》了吗？(图)

             

《岳阳楼记》通篇四百四十六字，却无一字用在楼姿楼貌上，何也？

其实，文无定法，就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样，怎么写，完全悉听尊便。只是有一条得注意，即不管你怎么写，必定自有一宗。那么，范大人之不“记”楼，端的是哪“一宗”呢？这就要从作者的人生轨迹中去寻找答案了。

公元989年，范仲淹出生在苏州吴县，两岁丧父，尔后随母下堂，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膝下当继子，改名易姓。说来辛酸，封建时代这是很受歧视的，民间即有“背篓子”的辱骂之名，加之家境贫寒，攻读之路分外艰辛，也让他自幼形成自强不息的性格。

1009年，范仲淹到长白山醴泉寺借读，刻苦自律，饱受磨难，即使每日“画粥断齑”，也笃学不辍。

1011年，范仲淹得知身世后，前往应天府拜戚同文为师，继续苦学。

1015年，时年26岁的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迎来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从此，开始了他三十七年的宦海生涯。“初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29岁恢复范姓，改名仲淹。”

尽管他文韬武略样样超群，担任过大理寺丞、秘阁校理、太常博士、右司谏、枢密副使、宣抚史、安抚史、参知政事(副宰相)等高官，甚至还立有赫赫战功，但每个岗位都呆不长。这种官场上的频繁“轮岗”，并非他见异思迁，实乃不容于权贵利益集团。

范仲淹宦途十分曲折，四起四落，数度遭贬，大部分时间都“处江湖之远”，被弄去搞基本建设去了。说来简直难以置信，他一生中竟到泰州、楚州、陈州、睦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耀州、彬州、邓州、青州等十数个基层“锻炼”过。他的这些跌跌撞撞、载沉载浮，当然与真宗、仁宗父子对他的政治信任度有关。因为“忠”是封建官吏的第一要务，是他们博取皇帝政治信任的本钱，也是加官之本，晋爵之基，富贵之源。范仲淹在官场历练了几十年，从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愣头青，成长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这点他还是清楚的。可惜的是，忠君与恤民的范仲淹屡遭挫折和打击，这说明在真宗、仁宗父子心中，他的忠诚度不怎么高。所以，他还得不停地努力，还得拼命地加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表忠心、献忠心。这其实也是大多数封建官吏的心态。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范仲淹迎来了撰写《岳阳楼记》的非常时刻。

那是庆历六年的事，当时他正被贬在邓州任职。那是他的第四次被贬。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汉了，还经得住几次折腾？天晓得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次“作文”能不能算是一个机会？能不能争取成为一个机会呢？

谁都清楚，《岳阳楼记》不仅是写给天下人看的，更是写给宋仁宗看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见，饱经沧桑、心底凄凉的他，没准已是老泪纵横了！一个落难的“问题官员”，下笔之前，不能不在这“一宗”的问题上慎之又慎，费些踌躇：滕子京不远千里派人送来画图，希望他“记”些什么呢？他又能“记”些什么呢？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范仲淹自己希望通过“作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他打算给世人，尤其给赵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也许需要从头说起。

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他的官场好友，可滕子京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正因为如此，才“谪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负案，范仲淹显然心中无底，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又闹出一个“挪用公款案”的问题呢？事实上，时人已有非议了，说他故伎重演，利用重修之机搜刮民间，“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这种情况下，冒冒失失去“记”一个明显是政绩工程的楼宇，那该是何等幼稚啊！他不是三岁的毛孩子，不可能感情用事，更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友情是该讲，义气也该重，但一码归一码，他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险。因此，滕子京的“画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阳楼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伟再完美，他也别无选择，恕不着墨了。

这就是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一宗”，头一条便是规避政治风险。

其次，仅有规避政治风险显然远远不够，容易给人造成一个敬而远之的消极印象。他必须“上台阶”，抓住这机会，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他煞费苦心的核心与要害。当然，作为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如何归置，如何附丽，技巧上难不倒他。可以说，范仲淹甚至比谁都清楚，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另辟蹊径，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写景抒情，借题发挥，比单纯“记”楼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楼记”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这种一忧再忧的心声，朴实而深沉，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也看不见作秀的成分，没有一丁点的阿谀之嫌，使人感觉完全是发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不曾露出刻意所为的任何痕迹。而且，字里行间看似感叹唏嘘，实则是不动声色，思想和艺术二者高度统一，完美结合。千百年来洞穿时空，不知倾倒过多少仁人志士！如此，非但辞章出新出彩，展示了非凡才华，更是极其巧妙地表达了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也牵涉不到他头上。这是不是一石而三鸟？此其“一宗”之二也。

第三，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此乃“一宗”之三。

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问题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滕子京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很显然，滕子京既没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没有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样的一种境界。这让作为老朋友的范仲淹很没有面子，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谁与归？”不需要复杂的铺陈，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干净利落。如果加以解读，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起到世人所称道的“政治宣言书”作用外，同时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委婉地对滕子京进行批评，当然也包含有给滕子京打气，要他夹起尾巴做官、为人的意思在内。

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句，有人说《岳阳楼记》是为滕子京歌功颂德的，这就费解了，试问，开篇用一个“谪守”，就毫不留情面地将滕子京那点见不得人的老底抖落出来了，这叫歌的什么功，颂的什么德？天下有用翻老底、提丑闻来歌功颂德的吗？至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就跟时下之“盛世”不绝于耳一样，明摆着是场面上的恭维话。

凡此种种，当人们读罢《岳阳楼记》，掩卷而思的时候，除了赞叹作者的忧乐境界外，难道就没有窥见一副忠臣、才子、廉吏、诤友的自画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