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成都大慈寺和尚的政治学习

冉按:这是我即将出版的《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一书中的一节,现据原始档案先行整理出来以飨读者。2010年11月25日于成都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学习常年累月,层出不穷,花样之繁多,难以缕述。大抵1949年至1978年是寺僧参加各种学习、开会最频繁的年代,念经修行反而成了余事。现将手中掌握的部分材料陈述出来,以便大家略窥一斑。未能在正文标示的学习文件及时间,我将在《大慈寺年表》里有所体现,以便将来编辑大慈寺寺志,能够据实采入。从保留下来的开会及学习材料看,与大慈寺有关的学习、开会,1958年共15次,看展览3次;1959年共20次;1960 年17次;1963年5次;1965年5次,参观1次。

1959年10月26日以永建个人的名义曾写过一页《大慈寺学习简报》,其中主要是说工作忙,只是每周二、五晚七点至九点回寺学习。参加学习的有宏畅、维钧、清修、大朗、真观、洪青、寂心、永建。隆云有时到有时未到,演如在组织上学习,园果有病未参加,圣钦老和尚未参加。学习文件主要是周恩来的伟大十年和李大章省长的讲话。“因为讨论时除宏畅师、真观师谈一点,其余年老的没有记忆力,故对于文件上全国同我省在五八年大跃进增产数都记不得,只有及时多讲多读关于建设同节约增产(的内容),基本上都能以新旧对比来分系(析)确切(实)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把鬼都变成人。种种伟大成绩,是有目皆见的。……我们现在能记录的人都没有,我本人现在眼睛更坏,晚上读报都感困难。眼下都不如去年了,在领导学习上是很惭愧的,谨此具实呈报。”

1962年11月23日的《成都市佛教协会诸山学习简报》之开篇就说:“我会在11月23日上午召集文殊院、大慈寺及诸山小庙僧尼及部分居士(我会理事)听了宽霖副会长关于全国、全省和全市佛教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计到人数46人。……在讨论中又由福田秘书长反复将报告的精神和古巴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作了一些个人发言。”如大慈寺永建说古巴从1957年生产就搞得好,700万人一条心。说到三面红旗和人民公社,永建则说,要不是有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这样享受。古话说:“灾荒之后,必有凶年”,而我们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能有这样的好,就是因为党的方针正确。对于党的宗教政策,永建又说,在未解放前,党的宗教政策就是贯彻执行的,为了一部藏经,还牺牲几位战士。

这样的传达和学习,自然会进一步落实到每个寺庙,大慈寺也不例外。1962年12月8日就出有《大慈寺学习讨论简报》。谈到国外,大慈寺简报说: “十月二十日我军略一还击,仅几个钟头打得印军落花流水,取回据点四十余处,事实俱在,万众周知。”至于说到国内,则是大谈三面红旗的光辉,“虽然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是我国百年所未有的,但我们有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战胜了自然灾害。广大群众还是穿暖、吃饱,要是旧社会,早已哀鸿遍野,流离失所了,这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至于说到许多寺庙特别是一些小寺庙想重修,有些还俗的僧人想重新回来,大慈寺简报则明确说道:“有个别妙想天开的、梦想恢复小庙,并(让)解放前离开寺庙的出家人回到庙内。这种思想,我们看来是大大错误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修建的庙宇,现在或修仓库、或办学校,都是群众所需要的,就应该归还群众。我记约54年现代佛学登载过这样一段话,虚云老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提的意见,要求政府只能够重点培修,一般的应该收为公用。因为我们正在建设的时候需要房屋,他老人家的建议我以为是合法的、是正确的。出家人不能(不)遵守规章制度,见意(异)思迁,还算得忠实的佛教徒吗?”

联系到上下文语意,以及简报最后的署名:“大慈寺永建同全体仅(谨)呈”,简报的口气应该是以永建主持的口气所写,特别是在谈及宗教自由时,永建法师再次引用了他在市佛教协会上有同样意思的发言:“宗教信仰自由,我正确的认识到,始终是贯彻了的。如解放前山西赵城为了一部藏经牺牲八位解放军战士。解放后,名山大刹的修复,用了国家很大的款项。再如我寺及文殊院、昭觉寺,党和政府都用了巨款培修,一洗旧社会寺观作军营、花木做柴薪的惨相。”简报的最后部分“今后的任务”自然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党的话之类的口号。

政治学习在彼时是大家都不敢马虎的事,原则上所有的寺僧都必须参加。尽管参加,也不是所有人都爱发言,有时甚至还不去,比如大慈寺园果、隆云就曾多次不去学习,被监院永建等人批评为死不进步、懒于学习。大抵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1960年2月6日,园果还与永建大吵大闹过。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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