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暴易暴的恶果：彭湃长子、堂侄的悲剧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重要领导人、“农民运动大王”彭湃是广东海丰县，其家庭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据彭湃自述说：“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彭湃长大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就读，在那里读到了河上肇翻译的马列著作，并曾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者，当面求教。1921年，彭湃回国后即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回县被任命为教育局长。他上任就组织县城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海丰的官绅大感惊骇，县政府马上罢了他的职。彭湃不在乎丢官，难过的是贫苦农民并无反应，认为是“洋学生”赶热闹。此后，彭湃下乡，于1923年初在海丰组织起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总农会，并担任会长。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被公认为“广东农王”。

1925年，彭湃首次发动海陆丰农民起义，反抗军阀陈炯明，在当地建立起农民自卫军。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后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于10月间领导海陆丰农民配合起义军发动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地跨两县的革命根据地。不过，在“红色恐怖”的口号下，海陆丰的肃反政策有过火之处，面对强敌围攻又采取硬打硬拼，加上背靠大海没有回旋余地，根据地于1928年春基本失陷。在艰苦的斗争中，彭湃总是身先士卒，打仗时带头冲锋，他的爱人许玉庆也丢下吃奶的孩子跟着冲杀，并在战斗中牺牲。

作为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彭湃可谓是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理论家，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反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为中共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斗争经验。毛泽东曾称赞彭湃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但彭氏家族则痛呼“祖上无德”，骂其为“逆子”。彭湃自己说过： “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

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白鑫告密被捕。在狱中，他连遭酷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不屈服。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将澎湃枪杀。为了替澎湃报仇，周恩来除了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告白书外，亲自组织策划，于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许，中共特科人员在上海霞飞路将白鑫击毙。

中共元帅徐向前在回忆彭湃时说过：“……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徐向前所说的“主观、急躁，有时候‘左’一些”是指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讲，但实际上是指彭湃的激进。据海陆丰人将，彭湃在带领农民和士绅斗争时杀人是很厉害的，有时候竟然会给农运“积极分子”们限定杀人数额和指标。彭湃曾经厉声疾呼﹕‘把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杀得干干净净﹐让他们的鲜血染红海港﹐染红每一个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张献忠发布‘七杀令’﹐下达每一个苏维埃代表杀20个人的指标。海陆丰暴动后有一万数千人被杀﹐甚至出现复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现象。烧杀之惨烈﹐令人心惊胆颤。”在这种政策下，显然会伤害不少无辜之人。因此，海陆丰的家族之间仇恨余韵延续至今，暗中还有潜流在涌动着。

以暴易暴的结果就是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到了“文革”时，这种报复落到了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的彭湃96岁的高母、长子彭洪和堂侄彭科身上：彭母被辱骂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身为海丰县委书记的彭洪被以与彭湃有过历史“阶级仇恨”、某小学老师出身的“造反派”头头率人追杀，躲进深山后终于被搜出，当场就被砍掉了脑袋。为了宣泄仇恨，造反派们还将彭洪的人头裹起，让时任海丰县委副书记的彭洪妻子背着游街示众。彭洪妻不知所背的物体正是丈夫的人头，因此回家打开后顿时惨叫一声，晕死过去，自此精神崩溃，成了疯子。

彭湃的堂侄彭科也被砍了头，悬挂在海丰县城楼上示众三天之久。

后来，周恩来得知了内情，立即派人将彭母从海丰县接到广州，保护起来。

彭湃尚有次子彭仕禄，留苏毕业生，曾任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船舶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造船工业部、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省委常委，筹建大亚湾核电站总负责人，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第二主任。现任核工业总公司顾问，秦山核电站联营公司董事长。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优秀总设计师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彭湃家族的惨剧仅仅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观念来解释是不够的。统治者封闭、不健全的统治方式造就了民族性格的缺陷，不健全的民族个性造就了统治者特有的统治思维方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愿我华夏民族性格健全起来，愿历史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