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儒家是“家道教”
话说道儒墨法的中国文化（二）

2010-11-14 00:58 作者:唐子

关于儒家，我所知道的是所谓缺乏逻辑思维系统的中国伦理学或伦理哲学。鲁迅不作研究，就是装疯卖傻地敞开嗓子谩骂：礼教吃人！孔子依然被德俄进口的唯物史观研讨者盖上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的红色印章。这哪是研讨？当然，如今也说孔子是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了，可玩的却是文字游戏：古代伟大，那么依照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步观看，那也不算啥。所以胡锦涛“同志”依然记得几十年前的心语：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和马列主义万岁。如此研究很轻浮，很贼。

共工中国告诉我们的儒家，与两千多年来知行合一的“天地人和”君子修养的儒家没关系，纯粹就是“儒家思想”，别号“儒学、儒家学说”、“孔子学说”或“儒教”之类的语言文字符号，不过是学校里可以左耳朵灌、右耳朵出、知道即可、看了就忘的知识，并非由孔子及72圣贤奠基的帝师集团，可以与犹太人的犹太教、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地位相媲美、人文特征突出、以家庭为庙宇的宗教。

换句话说，儒家在中国并非一个简单尊敬孔子为宗师、汇聚一批人沙龙似地唇枪舌剑辩论或书院、学院似地研究理论、著书立说的学派，而是在从两汉隋唐到中华民国漫长的两千多年里，长久地教导从贵族到平民、官员到百姓的全体中国人的家人、亲友、乡亲、官商之道，即如何做儿女、父母、夫妻、兄弟、邻居、朋友、同窗、君王、官员、商人等具体的做人到位、做事尽职的师生团队传承的意识形态。更明了地说：儒家虽然最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家大的学派，最终却成了被中国皇家官方认可为国学官教、民间尊崇、全民遵从、各界推广的礼教信仰。

说白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从一开始就是近代法国爱尔维修、德国费尔巴哈所说的以人为中心、以爱的关系为伦理原则的人文宗教，并非今日于丹女子在百家讲坛可以点评、讲解的伦理学知识，孔子是仁人礼士、君王教师，《论语》乃千古贤师的谆谆教诲被学生恭敬的记下的君子儒经典，并非文化厨师煲的心灵鸡汤。儒家是历史安排的，自春秋、战国、秦、汉以后逐渐形成的治国儒教。

这可不是孔子开创、后学补充的所谓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伦理学与社会管理学的思想体系，也不是所谓宗教的伦理学诠释。如果儒家就是社会知识的鸡毛，充其量汉武帝拿起当令箭用几十年，怎么可能两汉两百多年乃至之后各朝代，东南西北中各地区出现过的上百个国家，包括桀骜不驯的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国家，也都要拿儒教当令箭呢？两宋形成的程朱理学文弱国民的作用可谓众所周知，为何明清朝廷仍然要以儒治国？一下子要说清楚这些问题不容易，我想说的是：儒教不只是中国社会的思想，更是国家政府真正的宗教。

孔子在中国古代从春秋末期开始，受儒生和君王高度尊敬，被视为师父奉为圣人。如此儒家，可不是张其昀《孔学今义》所分析的所谓人生、教育、政治、法律、艺术、历史、军事、宗教之八大哲学，而是华夏族人从家庭宗族不可剥离的情感下，将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像人的机体组织、器官一样鲜活、整体地看待。这不是“爱智慧”西方思想传统下的哲学沉思、科学推导、神学归宿，而是“天地人”中国思想传统下的家国道教，参照日本“神道教”，可称之为“家道教”。

如此儒家，可不是一家人都学者似的在家里作什么是“仁义道德”的理论研究，而是如韩愈《原道》所说，将每个人心中天然具有的“博爱”之“仁”的情怀，以“义”的名称“行而宜之”的道心与德性。儒家“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不是由学者解释之后教授和考试就了事，而是每个人根据各自的父子、兄弟、亲邻、君臣等人际关系的身份，去履行诵读“十三经”所得的心得体会，具体地落实在“忠、孝、节、义”品行上，做个好父亲、好儿子、好兄长、好老弟、好亲戚、好邻居、好君王、好大臣；更细微地说来，是“诚与恕、廉与耻、勇与温、良与恭、俭与让、宽与严、刚与柔、敏与惠”等品行的中庸之道。

由此可知，儒家中庸之道不是学者的谈论分析，而是每个人身体力行的礼教道德。如此儒家礼教之“儒教”，可简单概括为《周易》六十四卦义理中的“天地人和”之道与《孟子•公孙丑章句》里所说“仁义礼智”之心合成的“人行道”。儒道是居家旅行、职业家务之道。“道”即“天地人”三个字讲完，即君子之人仿照乾坤朗朗运行之定律而“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相结合，以礼为道。

“儒”字，依《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意思是：有道术之文士，即斯文有术、柔顺温和的诵经履行者：两汉以后推举的秀才，隋唐以后科举的进士。“儒”字在商朝即有，指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周朝之后演变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有成、知书达礼的文士，即后备贵族或官员，俗称“士大夫”。孔子以“尧舜禹汤”与“文王”和“周公”为榜样培养的君子“儒士”，是文武全才，有雅量气度，有安定与说服人的能力而为人所需的人，特征是以正压邪、文质彬彬。

如此儒士道术在身，仰不愧天，俯不祚人，穷不移志，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这绝非西方始于哲学沉思和科学实证的伦理学知识所能培育出来的人，其仁义道德品行，内在于心，外在于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式，先使身心和谐，继而使家人和睦、国家长治、天下（世界）太平。这是一个不出家的修行者，在尊卑有序的父子、兄弟、亲邻、夫妻、官民、君臣关系中爱心待人，各尽其责地展示在礼乐教化中呈现出来的宽、敬、诚、廉、明、正等品性行为。做公民、基督徒、和尚、道士，没这么高的要求，惟有在礼之仁义大道的原则指引下，在礼仪、礼节、礼俗的细微琐事中做家人、臣民、天地人，才能修得出具体细微的人品。在修君子儒道（术）品性如此细腻的儒士，“朝闻道，夕死可矣”。

儒家“天地人和”之道，实乃孔子整理《易经•系辞》指出的“太极”之“阴阳道”：人人都在与自然（山川河谷等）、与他人（父母、妻儿等）关系的合作中，画自己的圆。儒家是在宗族制度解体与小家庭和平民有了名字的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在与墨家、法家等治国道术竞争中形成的制约君权的师权力量，通过孔子与颜渊（回）行走出来的“克己复礼”正道，即使被逼而在陈国、蔡国陷入绝粮境地，两人也守道不移。春秋各国诸侯敬孔子却不用其学，如果孔子当时适应现状修改了其为官之道，秦汉统一后也就没有“天地君亲师”的独立的师权了。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之后，儒家经由董仲舒改良儒学，掺杂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形成天人感应的“天道皇权•三纲五常”新儒术并被后代承传。

从孔子到董仲舒，儒家坚守约400年的君子儒修养传统，终于从百家争鸣中独领风骚，由一家之学，在汉武帝以后成为国教。东汉末年起，儒家和国家一起内乱，直到隋唐近400年，中央集权制再度统一中国，传承孔子“忠恕”之道、教导战国时期君王实行“王道•仁政”的孟子的儒学，经韩愈承传复兴，成为唐朝儒家道学主流。唐朝儒生秉承“有道入仕，怀道退隐”原则，以“大、刚、直”的修为，养“浩然之气”，所以有唐太宗到唐玄宗的大唐盛世。但大唐衰亡之后，中国再度陷入370年的长久分裂，两宋儒家再度改良，吸纳道教太极、佛教禅宗的文化内容，发展出进一步扩张父权、君权、夫权的程朱理学。从两宋到明清，完全科举制度下的平民儒生主导国家，儒教知识化，社会女人化、男人儿童化。战国和秦朝之交埋下的小人儒种子终于在宋朝以后破土成树，枝繁叶茂地埋葬了两宋、送终了明朝，最后借中华民国“科学”和“民主”西化蓝雾煽动和诱逼农民，在血光中举红旗创建共产极权专制的山寨部落，以人为质，祸害中国61年。

总之，儒家礼教是基于“天地人”之三道，行“仁义礼”之儒术。儒士不入庙宇、道观、教堂，就在履行为人职责的生活之旅程中，见贤思齐和见不贤自省中成为一个高洁之士。这非常不容易。两宋儒家理学，空谈“存天理，灭人欲”，日趋禁锢女人。共工中国61年妇女解放和文化革命，儒家完全溃败而无力抗争。

没有儒家师生承传由家庭而社区、职业、朝庭的炎黄子孙•华夏族人，无论在山林的庙宇、道观、洞天，或城市的教堂、办公室、监狱，身心都很难和谐。即使如刘晓波那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得到之际即怅然若失，最后依然虚无。循儒家仁义道德之礼教修行，才是红尘中正常的国人，才能发扬人性、完成人格。

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活在中国，好人犹如印欧人，坏人好似德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