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人为何对《共产党宣言》不感兴趣?

国内2009年曾出版了《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一书,作者介绍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的George Boyer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探讨了马恩合写《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时英国的经济状况,指出马克思在写作时并没有进行认真地考察,并分析了当年为何英国工人对《宣言》不感兴趣,为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失败了等,甚为有趣。

马恩合写《宣言》时,均不到30岁。1842年他们在巴黎结识,并在1847年至1848年间完成了《宣言》的写作。1848年2月出版时,正好赶上欧洲各地的革命热潮,但《宣言》对英国工人却似乎并没有产生影响。

按照马恩在《宣言》中所表述的,“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资产阶级是“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正是资产阶级造就了可怜的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

那么,当时英国产业界的实际情况如何呢?George Boyer教授经过研究发现,1840年时,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产业界工作;而在1900年之前,西欧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比例这么高过。不过,1861年之前,整个英国还称不上是“一座工厂”,大型的工厂很少,而且大都是棉纺厂,这些棉纺厂主要集中在英国中西部的曼彻斯特。

George Boyer教授的结论是,《宣言》过度渲染了工人的悲惨,其实,大部份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地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只是集中在曼彻斯特。

以撰写《美国的民主》而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2大工业城)时,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而伯明翰有“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George Boyer教授认为问题就出在马恩自身。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但他并没有在伯明翰住过,因此把曼彻斯特的状况当成普遍的情形。而马克思则一半靠恩格斯的转述,一半靠从报章杂志的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宣言》过度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

根据马恩的解释,曼彻斯特工人的悲惨生活是源于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但现代经济史学者却认为,是由于当时英国正处于“1840年的饥荒”。

资料显示,1841年曼彻斯特有128家工厂,有32%的棉花工人在规模大于500个工人的工厂里就业。当时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曼彻斯特57%的孩童在5岁之前死亡,而在在乡村地区的 Ruthland,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但是工人们宁愿在曼彻斯特工作,是因为这里的工资是Ruthland的2倍。

而恩格斯参观曼彻斯特的时间是1842年11月,正是饥饿时期:英国经济不景气,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在1841年为15%,1848年更高达18.6%。虽有国家救济,但仍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与工人阶级出现了暴动的倾向,如1842年8月7日,就有一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罢工者拔掉了工厂的动力设备,破坏生产工具,军队介入逮捕了带头者。罢工事件3个月后,恩格斯来到了曼彻斯特,看到了罢工后的残破景象。

于是,恩格斯把在曼彻斯特的见闻转告给了马克思,马克思由此得出了前述结论。

然而,英国在经历了40年代的饥饿时期后,从1850年开始迅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增长 1.3%,这项增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了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正是因为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当1848年《宣言》出版后,人们对斗争自然无法产生兴趣。不过,马恩对此并未死心,仍然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然而,他们还是失望了,只好转而批评英国工人的“狭隘心态”。他们所期待的共产党革命终于在1917 年的俄国发生了,但却是一场夺取民主政权的政变。

George Boyer教授认为,《宣言》所传达的信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后,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显而易见,马恩对于经济的理解与分析也是相当片面的。那些赋予煽动性、迷惑性的词藻除了将这个世界带入你死我活的斗争外,似乎别无他用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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