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的“三政”看中共政权的邪恶

古之帝王治理国家，为了使“天子”权威得到百姓的认可，必然要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使国泰民安、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唯如此，帝王的天子地位才能最终得到百姓认可，帝位才能巩固，国祚才能长久。一般来讲，古代帝王治国的方略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德政、仁政和善政”的实施。

所谓“德政”，首先是指政治对君主自身的道德要求，就是君主要修德，要在道德行为方面做天下的表率。其次是指在治理国家中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使臣民恪守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君子。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可见，德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

道德是国之根本，是国运昌盛的保障，国君唯有内省外察、修德修身，才能以身作则，规正纲常，使国家上下有序，臣民不逾法度。反过来讲，如果君主无德、败德，则其行为必祸乱朝纲，使国家失去纲纪，礼崩乐坏，法度不存，最后必然导致官吏腐败，天下分崩离析。所以，古人说“天下，有德者居之”，这句话中既包含着有德者配居之，也更包含了有德者能居之的含义。《易经》中讲“厚德载物”，说明了德是承载一切的根本，是君子处世之根本，也是国家存在之根本，古代的帝王都明白修德的重要性，懂得“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道理，在治国中大多会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从修身做起，以德治国、以德化育天下。“德政”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起始点，是“仁政”和“善政”的思想源头和行为指导，凡是能勤修德政，以道德教化规范社会伦理秩序的君主，均在治国实践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所谓“仁政”，其核心就是“爱人”，就是天子要“爱民如子”，要宽厚待民，慎用刑罚，使百姓不受暴政与酷刑的伤害，它揭示了天子与臣民应该建立的一种互敬互爱的自然伦理关系。一般来讲，在建政初期、新君登基以及其它的一些重要阶段，国君都会大赦天下、减轻刑罚，以显示君王承上天好生之德，仁慈爱民，广施仁义，以此建立新君在百姓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奠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仁政的特点在于用宽容代替刑罚，以仁义代替暴力，在实践中最大限度的减少政治敌人，降低执政风险，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它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儒家继承了上古以及三代时期政治文明的精华，在实践中积极推行 “仁政”思想，把仁政的思想发展到了极高的境界。如孟子认为“仁者无敌”、“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可见，在儒家那里，仁政不仅仅是降低社会对抗风险的缓和之策，更是统治的根基，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良器，仁政的全面实施也就是“王道”的实现；反之，不施仁政，政权就成为无根之木，必然会在历史风云中败亡，所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所以，儒家把“仁”作为人生的终极追求，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汉代以降，儒家仁政思想再次成为中华立国之本，中华政治伦理从此延绵不绝，对后世影响深远。

所谓“善政”，就是仁政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体现，它是仁政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仁政的核心主要在于 “爱民”，那么善政的核心则在于“富民和养民”，具体说来，就是君王要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减轻赋税，慎用民力，在经营方面官府不与民争利，藏赋予民，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能达到“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把这种情况叫做王道的开始。

古代的帝王每当新朝建立初期，必然会减税、免税，保养民力，以迅速恢复被战乱破坏了的生产秩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遇到天灾时，官府必然会开仓放粮、赈灾救灾，帮助灾民渡过非常时期。不仅如此，在平时处理政务，君王也要时常审核赋税、检视徭役，矫枉纠错，以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在个人生活上君王要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不大兴土木，不耗费民力，以减轻百姓负担。善政是古之帝王与人为善、悲天悯人的人格在施政中的体现，善政可以促进经济繁荣，使民富国强，也是缔造太平盛世的基本途径。

以古之“三政”为鉴，今反观中共，正照出中共政权之史无前例的邪恶。

以 “德政”观之，中共从不修德政，中共集团从上到下，个人道德品质极度败坏，是中国历史上最腐朽堕落的统治集团。中共内部没有自己的制度规范，其成员拉帮结派、互相倾轧，行贿受贿、贪腐成风，尔虞我诈、见风使舵，谄媚善变、毫无原则，欺上瞒下、不讲诚信，包养情妇、败德乱性……丝毫不见君子之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道德修为。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中共官员道德低劣，品性低下，无礼义廉耻之心，却居庙堂之高位，掌管国家之重器，其结果正如孟子所言，是通过权力体系的运作，上行下效，将其荒淫、无耻、卑鄙、下流、腐朽、堕落的邪恶思想和流氓行为模式传播给了全社会，短短几十年便彻底颠覆了中国人几千年以来一直奉行的忠孝节义、宽厚待人、重德行善、讲信修睦的传统价值观，使社会道德体系全面崩溃。

当今中国社会假大空盛行，黄赌毒泛滥，社会诚信普遍丧失，道德观念彻底变异。人们不讲道义和法律的原则，盲目迷信权力和金钱，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毒食品、毒疫苗、豆腐渣工程……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失去道德约束的丑恶人性就像毒瘤一样吞噬着社会的一切组织和单元，使天下离心离德，一切正常的社会体系，如文化体系、政治体系、经济体系以及自然生态体系，均濒临解体和崩溃，这是中共作为统治集团失德败德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以“仁政”观之，中共嗜血好杀，不施仁政，是古今中外最残暴的统治集团。古代君王大赦天下，宽厚待民，显示王道和皇恩，而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杀天下，残民以逞，显示中共之暴政和恐怖。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什么是反动，就是和中共不一致的思想和行为。中共建政后大搞政治运动，对“反动派”施以暴政，用暴力镇压异己，建立一党独尊的恐怖统治体系，这和古代帝王“用宽容代替刑罚，以和解代替对抗”的仁政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中共建政以来，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使6000万~8000万中国人被迫害致死。

改革开放后，中共虽然在经济控制方面松动了一些，然而在施展暴政方面却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改变。89学潮开着坦克碾压学生，以血腥手段镇压学生民主运动，99年发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大迫害，对和平善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乔石语）的法轮功学员施以种种酷刑，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于移植赚钱。其恐怖和邪恶手段有增无减，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刷新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和人性的承受能力。以此观之，中共的统治是古往今来之最大暴政。

仁政减少政治敌人，降低执政风险，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暴政则不断制造自己的敌人，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在中共统治下，当今中国社会可谓烽烟遍地，每年爆发的官民对抗的群体性事件多达8万~10万起，社会矛盾犹如火药桶，一触即发，其统治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中共集团对外在国际上没有朋友（只有几个小流氓跟班），对内早已被人民所唾弃，民心尽失。当今退党运动正风起云涌，中共内部统治秩序已开始瓦解，其解体与被清算的那一天已经指日可待了，这是中共不施仁政，迷信暴力的必然下场。

以“善政”观之，中共不但从不“富民养民”，而且从建政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对百姓的盘剥与折腾，使百姓一刻都没有得以休养生息。

建政前三十年，中共公开抢夺百姓的私有财产，如没收地主土地，没收企业主的工厂，化私有制为党有制，变私营制为党营制，全面破坏了中国社会正常的生产体系。之后又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战天斗地，违背自然规律，破坏正常的生产方式，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4000万国民，一手制造了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文革时中共全面制造社会动乱，使国民经济再度濒临崩溃，人民缺衣少食，穷苦困顿。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不仅没有像以往的新朝一样缔造出一个盛世或者黄金时代，而是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是中共不施善政，与民争利，破坏生产系统，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恶本性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共利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公开抢夺国家自然资源，无限制的乱采乱开发国家矿产资源，导致中国生态环境被全面破坏。中共所谓的发展经济，不是建立在保护环境和满足基本民生需求的基础之上，而是为中共集团聚敛财富所用。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在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下用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为代价所换来的物质财富，百分之九十的又都被中共集团及其附庸所掠夺，而绝大多数人民只能占有约10%的社会财富，喘息在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生丧死”的基本需求正成为百姓无法承受之重。

今天，当矿产资源已经越来越紧张，环境污染已经越来越严重之际，中共又将罪恶之手伸向了百姓脚下的土地。近年来由于反抗强制拆迁而引发的自焚抗议事件屡屡见诸于媒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再一次将圈地运动的层层黑幕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在现今的GDP以及政府收入结构中，60%以上来自卖地所得，这也是暴力拆迁的悲剧一再上演、不绝于耳的真正原因，这说明，中共不仅不会放弃与民争利的不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将利益之争的战火再次燃向民众的私产领域，征地强拆房产的强盗行径，已经触动民众生存的底线，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不言而喻。然而，基于中共的本性，只要它一日不解体，这种扰民害民的“经济发展”方针就一日不会停止，可以预料，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局面只会越演越烈！中共治国无方、扰民有术，其政治无能、经济无方，只能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强盗逻辑来暂时延续其苟延残喘的必亡命运。

结语

中华文化之“三政”，其实是内在统一的，它以德政为基础，以仁政为途径，以善政为目的，通过道德教化、广施仁义以及利民养民之计的实施，使民众在物质方面得以基本满足、达到养生丧死无憾，在社会关系中注重伦理、达成和谐有序，在精神追求上以道德为尊、提升内在修养，最终使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方面均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三政”的政治实践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今天为政的参照和衡量施政得失的不变标准。

而中共政权的建立，是对中华优秀政治文明的全面颠覆，以中华传统“三政”的标准来衡量，中共政权逆天叛道、败德败性，残忍暴虐、杀戮无度，强抢民产、与民争利，其无德、无仁、无善的流氓行径充分证明了中共政权是古往今来的第一邪恶政权，它的存在是对普世价值观的公然践踏，是中华文明的耻辱，也更是全人类文明的耻辱。

当传统文化的精髓再次注入社会结构和我们心灵之深处，我们才能在未来重建和谐有序、充满关爱、利民养民的良性政治体系，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才能真正与现代西方的制度文明达成完美的结合，这也正是所有中华儿女在今天的庄严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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