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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运动”点滴纪事(组图)

 2010-10-15 00:4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张鸣先生的文章《这个疮疤揭不得》里谈到:“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运动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扫荡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运动是个绞肉机……” 对此,本人有强烈的同感。下面仅以我父母亲的片断遭遇,将当年某山区的“运动”略述一二,以飨读者。

我的双亲是赣西北的普通民众:父亲解放前经商,解放后做财会工作,也务过农,为人正直厚道;母亲会织布,善女红,做豆腐、养猪,为人善良勤谨。凭着他们的勤劳能干,在亲友的帮助支持下,解放前三年造了一幢彼时彼地颇象样的房子:占地200平方米,窑砖砌墙,瓦盖顶,两进两重含厨房、厕所共八间。这房子成了我家比较富裕的象征,在那越穷越光荣、富裕是罪过的年代,我家便成了历次“运动”光顾的对象。

解放后农村最初的运动叫“土改”,对全国五亿多同胞划分阶级成份,划出最革命、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次。我的家乡是个穷乡僻壤,凭着新造的房子与母亲的外婆家定为地主(舅父是当地热心办学的开明之士,与我家关系很好),有人起劲地要把我家成份定为地主。

成为“地主”意味着什么?首先是没收所有家财房产(含生活必须品),接着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农村常见的方法有:绑、跪、打、吊、墩、用地箕(晒谷子的农具)把人滚到里面倒竖、冬天放冷水桶里浸,头上用冷水浇;有的用冷水浸后再用风车扇;有的用箩绳绑人唯恐不牢,把棕绳用水浸泡,在墙上打两个孔,把湿绳套在人身上,穿过墙孔,再到墙的反面死劲拉、勒;更有甚者名曰“打土地公公”:地上打入一木桩,约二尺多高,被斗之人跪在桩旁,两拇指用苎麻紧系在桩上端,然后由一猛恶汉用斧头从桩中间使劲劈入,被害人顷刻骨折……

“运动”的酷刑谁不怕?我母亲的外婆、舅父就因交不出大量钱财而害怕酷刑,母子俩一夜间同时自尽,丢下舅母拖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自抑的现象并不鲜见。我父母成天担惊受怕,熬过一些时日,因田土数量未上档(我家仅6亩田),“地主”成份暂未划上,算是一场虚惊。

土改运动伴随着“反霸”运动。当地有一个被定为“恶霸”的叫卢某某的人,躲藏起来了,隐秘难找。工作队摆了一席酒宴请地方上较有名望之士,我父系其中之一。喝酒时不明就里,大家陪着小心吃喝。席毕,工作队长发话:“在座者必须在10天内负责交出卢某某,否则拿你们是问!”大家吓得目瞪口呆。我父因此精神失常一个多月,后多方疗治才慢慢康复。

土改之后是复查运动,依然如此这般在心惊肉跳中熬过。

当时,我家靠打豆腐、养猪作为生计之一。打豆腐是赚不了几个钱的,但用豆腐渣养猪就比较划算。说来真可怜,每天做豆腐卖,自家一块豆腐都不舍得吃,只吃些锅巴或豆渣。而每天都要免费供一巴箕(盛食品的篾器)豆腐给一农会主任,因害怕他们在运动中非难。后来,随着四个女儿接二连三的出生,家里经济负担更重了。母亲凭着不掺假的好手艺,为当地一支驻军制作布鞋。当时人们衣食短缺,做衣用布要用“布票”,记得有一年,每人只有1。8尺布票。为此,人们想方设法去外地购进棉花,几乎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都纺纱,但会织布的却很少,我母亲会这门手艺,织了几十年的布,那种家织布很受欢迎,母亲因此赚了些手工钱。可“运动”又来找茬了:要取缔私人作坊。后来经人说情,协定每月交公10元,顶一个全劳力的贡献(当时全劳力日值0。3元钱),方才罢休。

时光流到了1964年,那年春,乡间又开始风声鹤唳,有好心人到我母亲耳边絮语:“运动又要来了,又要升阶级了!”随之不久,社教工作队进驻,大会小会接连不断,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家是不准参加会议的,斗争的恐怖又笼罩了山村,笼罩了我的家。

我每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是不断地祈祷家里平安,一进家门总是看到在织布机上埋头操作的母亲脸上阴云密布,眼角耳边挂着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懂事的乖乖女便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走路放轻脚步,说话不敢高声……我深深地知道,那“运动”的幽灵又在游荡,母亲又在那极度的恐怖中煎熬……(我长大了才从母亲口中知道,父亲因受不了多方的纠缠与煎熬,竟同母亲商量过打算全家辞世)。

上苍保佑--又过了一关!

转眼到了1966年冬,“运动”更加疯狂了--造神运动、上层的权力之争搅乱了整个中国,而在农村,造反的人们紧盯的还是银钱!还是利益!于是乎,一场自发的“缴银”运动在我的家乡惊天动地。造反派首先拿我家右邻一地主遗孀--一个三寸金莲、个头1。5米的孤老太婆--开刀:不足30公斤重的身躯很轻易地被绑吊起来,绳子跨在屋梁上,吊上去,放下来,墩几下,操作的人轻而易举,婆婆却受不住了,答应有银元,在那在那,于是到指定地点果然挖到一罐,接着又墩,又挖到一点,如此循环往复,毫无生活来源的孤老婆子的一点积蓄被革命了,婆婆也气息奄奄……

如此活剧,我父与左邻的两家乡亲被强迫“陪杀场”并被警告:如果不交出银元,明天照此伺候!

我母亲解放前就帮人织布,曾攒下30块银元,见此势头,赶紧全部交出。当时还受到表扬。谁知一转眼,催逼更甚,口号震天响,大字报满天飞,强令还要交银元,否则另天批斗伺候,就这样闹腾不休。

父亲生性耿直,一生自尊自爱,哪堪受这般刑罚侮辱?是夜辗转反侧,无法安生,竟于第二天(1967年元旦)凌晨以死明志,辞尘而去……可怜我的正直勤劳善良无辜的父亲就这样被彻底卷进了“运动”绞肉机……

留下孤女寡母,论理,“运动”总不该再光顾了吧?可是不行啊,因为我家那房子还在;我两个姐姐参加了工作,母亲依然把一个家打理得比较光鲜。这样的人家不当地主行吗?

1968年10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时我家在老家居住的成员是:我外婆、母亲、我和小外甥女。母女四代,真想不到“运动” (后来才知道叫“清理阶级队伍”)又光顾了。11月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一伙人突然擂开我家大门涌入,依然是那句老话:要升地主!要交钱财!当时我母亲被他们带去会场批斗,逼着要她交出艰辛劳动所得。凌晨我才眼巴巴盼回母亲。此时家里一共8间房子,只留一间厨房、丢出一条旧棉被给我们母女栖身过冬,其余的房间(包括日用品与厕所)全部用封条加盖公章封锁!我们的活动空间就是厨房到厅堂到大门口。

这一封就封了一年多时间。其间,不允许我母亲织布,强迫她参加体力劳动。文弱的母亲难吞这口气,经常发病,几次昏死过去。我这个回乡知青呢,则被迫与 “牛鬼蛇神”们一起指定为父亲写“交待”。此时的我义愤填膺,一点不畏惧他们的淫威。仅我所知,如实写下了父亲正直清白的一生,并多次向上申诉。不知是申诉有效,他们找不到茬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一年多后,封锁解除了,我家的成份依然如故:小土地出租。只是一些被抄的物件不翼而飞了,我们也懒得去计较。

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因为凭勤劳挣了一口饭吃,想让日子过得顺畅一点;就因为造了房子,讲文明卫生,想日子过得光鲜一点;就因为刻意送女上学,想生活稍上档次一点……竟然遭受了如此没完没了的缧绁,何况日子过得还是极其艰苦的:造房子后,家中负了债,一贫如洗,吃了几年山芋当饭,大米也吃不上,吃的菜少盐没油;在大集体时期与大家一样,我家在农村的成员都是饥肠辘辘,吃山芋根、豆秆稍、花草粥……那日子苦不堪言。我在学校读书也经常挨饿,至今也忘不了那饥饿的滋味啊;我大姐上学时冬天穿着单薄的衣衫;我二姐在县城读书寒假步行一百多里路回家,成了一个冰人,饿得一进门就倒在母亲怀里,却艰难地从口袋摸出2 元省下的钞票交给母亲……

母亲受尽磨难,人性善良的光芒依然照耀着我们:当初在我家造反的一成员后来被人“咬”为“反革命”,占用我家的一间空房子关押。我母亲依然被吓得心惊肉跳,并深表同情,还从窗口送上茶水供他解渴。此人也因此改了兽性,换了人心。其实,邪恶的一小撮也是可怜的被蛊惑者,没有那种反常的政治气候,没有那么多的“运动”,人心也不会那么坏啊。

值得庆幸的是,受尽了欺凌与磨难,我们一家人做人的骨气依旧,善良的本性依旧,父母亲在那个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坚持培养四个女儿,使我们后来分别在省城、县城的医务、教育、商业、新闻工作岗位上服务社会,自食其力。母亲年过九旬,早已苦尽甘来,过上了好日子。

回顾往事,“运动”之丑恶罄竹难书。当初尽管“运动”恐怖万分,其实真正发难的也还是少数人。在我父亲罹难之时,就有正义之士不畏株连,与邪恶抗争,郑重安葬吾父;在我母女被封锁的第一天清晨,就有几位老农登门为我母亲呼冤;在被封锁的日子里,经常有亲友送来珍贵万分的食物……正是这生生不灭的人性鼓舞着我们战胜万恶的“运动”,活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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