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逝世了3天的周恩来出殡。当时天色灰蒙，空气阴冷，长安街挤满了吞声抽泣的男女老少，人人缠着黑纱，戴着白花。十年的文革，人民惨遭迫害，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而作为罪魁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却成功地在人们心中为自己塑造了一尊圣人的神像。
多少年后，互联网开始兴起，信息的浪涛如钱塘大潮，令中宣部无法再阻挡。中国的民众，那些受蒙昧的中老年，那些不信邪的青少年，沐浴在信息瀚海之中，开始沉思、对比，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原来，遇罗克、张志新是周恩来拍板枪毙的；贺龙是被周恩来引入死亡陷阱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周恩来定的；毛泽东对万斤亩产的疑惑， 是周恩来消除的……尽管惊诧的目瞪口呆， 但人们依然难以摆脱 多年的惯性思维，而邓小平的 “不得已”的 说词，则成了为周恩来开脱的合理依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有关周恩来的杀人历史，被不断曝光。
宁都兵变后的肃整
1931年，周恩来进入江西苏区，随后大开杀禁，屠杀对象包括了红军将领。周手下的主要特工是，苏维埃国家政保局局长邓发、红一方面军政保局局长李克农。
当时，任国民26路军74旅旅长的季振同被调往江西围剿共产党，而季振同的把兄弟在红军中当官。12月14号，季振同与赵博生等人一起，发动了“宁都兵变”， 策动一万七千余人， 携带二万多件武器， 投奔共产党，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季振同在兵变前已是中将的官衔。
季振同的把兄弟黄中岳是河南信阳人，曾备受冯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陆军学校留学。“济南惨案”后，黄中岳愤恨日军的暴行，回国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供职，和季振同结把为兄弟。“宁都兵变”前，黄中岳是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
1932年4月，冯玉祥派人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没有答应，并把冯玉祥的信交给了政委萧劲光。
4月12号，苏维埃国家政保局接到密报，称季、黄密谋反叛，告密者是潜伏在26路军中的中共党员王超。
4月19号，漳州战役的前一天，一军团侦察排在荷花庄抓获一人刘佐华，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剿匪司令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 刘佐华承认，他是冯玉祥派来 再次接洽季振同的代表。 经严厉审讯，刘佐华又供出了季、黄的“叛乱计划”和“同谋名单”。
5 月5号上午，黄中岳在漳州南靖县的天后宫主持会议，李克农带着荷枪实弹的特工， 骑马冲进会场，宣布逮捕黄中岳和参谋长萧世俊。当时，全场两百多名干部，包括政委左权，全都 目瞪口呆。左权问李克农：“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地说：“奉上级命令”， 而李克农的上级就是周恩来。
5月8号，李克农同样奉周恩来之命，在长沙泰和祥店诱捕了季振同。
同日，十五军副军长张少宜在瑞金被捕。 到了19号，刘佐华供出的额外三名谋叛人员， 也全部被抓。
8月3号，苏维埃临时最高法院审讯了所谓“季、黄反革命案件”。
4号判决：对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等人执行枪决。
当判决书送到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批准时，毛泽东、项英认为，季、黄等人由于“宁都兵变”，让红军的人数增长了一半，因此决定： 改对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关押于麻田收容所。
红军西逃前的1934年10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季、黄等人被押到瑞金石角下的梅子山，遭到处决。
在梅子山的深谷密林腹地，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分子”的刑场， 周恩来杀掉了毛泽东不杀的红军官员。
1972年， 在中共中央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将此事的责任推卸给李克农，他说：李克农向我报告，我也同意逮捕他们，结果搞死了！
对ＡＢ团的大屠杀
中共的内部整肃和对全社会的镇压是同步进行的。 在苏区，中共从未停止过杀戮地主富农，但以前杀地富，极少殃及其子女，而周恩来主事后，杀戮的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斩草除根”成了执行者的公开口号。为杜绝阶级报复的种子，三尺小童也要过三刀。
后来在文革期间， 出现了湖南道县七千名“四类分子”被灭门，以及一副“斩尽杀绝黑五类，红色江山万年长”对联，就是继承了周恩来的真传。
1931年11月， 周恩来与多数中共大员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
此前，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摧毁来自地方党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非嫡系的挑战，发动了残酷的内部大屠杀，用根本不存在的内奸“ＡＢ团”为由，将苏区变成一片血海。七万多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普通群众，惨遭杀害，仅红一方面军，受害者半年已达五千人，最后导致了二十军集体兵变的“富田事件”。
这次内部大屠杀令人发指的程度，可以从当时苏区政府《紧急通告第二十号》中栗然感受。 通告宣称：ＡＢ团非常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不肯招供，必须用软硬兼施的办法，继续断严刑审问……对于首领， 要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对富农、小资产阶级‘ＡＢ团’者， 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ＡＢ团的，能力较活动者， 杀无赦……政府的行动大纲则号召， 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1931 年1月，项英以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成为苏区最高领导，制止了毛泽东的屠杀，并且不同意将富田事件定为叛变，而是划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他开除了毛手下的头号刽子手李韶九的党籍，以息民愤。富田兵变的四名主要领导人，遵照项英的指示，“向党承认错误，请求教育”，并被分配了新工作。至此，一切都平静下来，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就在苏区似乎稳定团结之时，一场新的大屠杀已经由周恩来在上海开始部署。当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副局长米夫到达上海，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确定了激进恐怖路线，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一切剥削者。周恩来雷厉风行，立即付诸行动。
于3月28日发表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件的决议》称，实质上毫无疑问，富田事件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
周恩来迅速派出冷面杀手邓发打入红军总司令部，任保卫处长，再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开赴中央苏区，先夺了项英的权，再推翻“维稳”的结论，于是中共的第二轮内部大屠杀开始了。
任弼时为李韶九平反又升了官，由他负责政治保卫局，杀了那几名兵变的领导人，而后又缴了参与兵变部队的械。
就如大陆近代史学者顾则徐所记载，“二十军所有副排长以上的军官，近八百人，全部被杀。”
周恩来的中央，既肯定了肃整ＡＢ团的正确与必要，同时在所有根据地，同步清剿 AＢ团， 整个苏区成了漫天血雨的红色炼狱。仅死于邓发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数以千计。
一批让毛泽东恨之入骨，但不敢杀的军头高干，如二十军的后期军长萧大鹏、前、后两任政委曾炳春和陈东日、文官何笃才，以及毛泽东的宿敌、江西地方党魁李文林，均死于周恩来的屠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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