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之“言”与中共之“行” 刀光剑影之楚歌
——管见:温家宝之“言”与中共之“行”

云谲波诡之际露出有利契机

中国的传统增长方式,近来遭受到大自然的猛烈报复,增长中的那些人祸也显露得更加清楚,而如此多难之时,突然冒出来一个“反三俗”的运动,却又因为公权力介入过于生硬,颇为不顺。这运动的重点似乎是在北方,而南方,又是一番光景。那里恰逢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温家宝在“调研”时发了一番议论,其中特别讲到“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很是关注,称其为“深圳讲话”。

这样,看上去就与十几年前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联系起来。“南巡讲话”强调“反左”,重点落在正视市场经济上面,而在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之际,“深圳讲话”突出“政治”,似乎也顺理成章。

不过,十几年前那一次,是颇有几分刀光剑影的政治动作。邓小平先前在上海讲话,不仅未能触动北京高层,那边反而露出些横眉冷对的姿态,于是翌年他再次南下,一路走一路讲,甚至讲得惊心动魄,终于迫使保守派收敛,中共十四大正式接受市场经济。更多的政治动作后来未能展开,实乃曾庆红施展政治手腕,才帮助江 泽民稳住了局面,制约了邓小平的“反左”势头。

当然,那所谓“南巡讲话”,有人不以为然,觉得称之为“南巡”如同皇帝出巡,而邓小平只是普通党员,这样以“老人政治”威胁中共中央,不足为训。然而,现实中有现实的矛盾,中共的党内政治,包括它的“老人政治”,云谲波诡之际,会出现对于社会发展有利的契机,自不必因为其中有矛盾而放弃这样的契机。

气魄的萎缩和空洞的本色

相比之下,温家宝、胡锦涛等辈如今也不时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有时也谈论“普世价值”之类,主要还是嘴上功夫,背后的实际政治动作,不可能再现当年邓小平从“反自由化”到“反左”的转变,政治气魄的萎缩很是明显。然而,倘若“反三俗”做得认真,会触及社会中实际的“三俗”,叫喊“反三俗”之人不免 要遭遇尴尬,而政治体制改革,若认真谈论起来,应该是一件好事,“深圳谈话”就会显出其空洞的本色。

温家宝“深圳讲话”,背景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三十周年。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的庆祝,是在江泽民任内,都是在十一月。十周年庆祝是在审议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前,大概是因为受到政治运动影响,计划的事情拖到了年底,而二十周年庆祝,则是在审议“十五计划”建议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之后,应属正常,毕竟中央全会对于中共比庆祝活动重要得多──忙过了计划之事,再搞庆祝活动,高唱“改革开放”或者“坚 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底气更足。那么,到了胡锦涛治下,究竟有何特色,人们正拭目以待。

这一次,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即,要提出“十二五规划”建议,习近平能否得到新职务,也备受关注。此时奏出“深圳讲话”的旋律,很是微妙。

从“十一五”改“计划”为“规划”,从这边看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展开,从那边看,则是在市场经济中仍维持计划调节方式,且有逐渐加强之势。而这一次的新“规划”,据说更特别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扩大内需”持续增长,那就还真有了几分特色。

但是,增长方式是否能够真正转变,以及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趋势是否能有积极的变化,实际上都卡在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这一僵局之中。这样,温家宝谈论 “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他的虚实如何,总算是点到了问题的关键。而新华社宣传“总书记总理同声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表现出它把握中共常态之主旋律 的惯性,也就悄悄淡化了温家宝在强调改革开放之际明确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性。

于是,官方舆论的主旋律,把温家宝“深圳讲话”的空洞的一面暴露出来。

有几分自己吟唱楚歌的味道

倘若温家宝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与人们的一般看法相同,意味着权利制约权力、权力之间制衡,意味着放弃中共专政而转向共和宪政,那么,“国进民退”有可 能逐渐失去权力的支撑而趋向退潮,民众获取财产性收入以及公民社会成长的障碍有可能逐渐削弱,乃至消失,GDP挂帅的局面就有可能受到实质性制约而被迫改 变,被迫更多地兼顾民众利益、兼顾环境生态,这样,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在实践中有真正的进展。

而倘若温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与人们的一般看法根本不同,它与权利制约权力、权力之间制衡无关,与共和宪政无关,只是为了改善中共的专政,只是要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改变所谓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那就完全是两回事了。

常言说,听其言,观其行。温家宝之言,点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只是,此乃中共“党天下”之一贯表现,疯狂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以及 “文革”十年动乱,即为其突出表现。中共屡次检讨,直到温家宝“深圳讲话”仍在检讨,却从未见他们论及除了实行宪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消除这一顽症。

几乎与温家宝“深圳讲话”同时,中共喉舌抛出八股文章论述所谓划清“四个重大界限”,而这四个界限的说法,则出自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那么可以肯定,喉舌之言真正体现着中共的态度。中共对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秉持它自己根深蒂固的基本看法,即党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凌驾于宪法之上,其巧妙之处则表现在宪法中规定中共的特殊地位,在此前提下,它可以接受宪法的有限度的制 约。

一九九○年二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再依靠宪法对其领导地位的规定,放弃权力垄断,接受已经形成的多党制的现实,为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而进行斗争。若论 “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此举似乎堪称典范,却是到了四面楚歌之际才迈出这一步,实在太晚。它的政治竞争能力长期萎缩,已经无法保持住它的执政地位。中共 消极“吸取教训”,坚决维持其专政现状,使得“深圳讲话”有了几分自己吟唱楚歌的味道。实则,中共的确如温家宝所言,“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 强信心”,但它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空间实在有限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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